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不应着眼于短期GDP增长，只有下定决心在未来几年忍受相对低的增长率，但大力推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才能换取中长期持续发展
近期到一些地方和企业调查，了解到目前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很多企业面临较大的经营压力，相当一部分企业今年以来是负增长。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乏力，产能过剩，销售不畅。这是多年来积累的结构失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以传统的政府扩大投资和货币刺激的方式推动经济增长，效果微乎其微，甚至会扩大泡沫，使坏债上升，加大金融危机的风险。因为无论是政府直接投资，还是降息降准，都旨在扩大投资。而当前问题是企业普遍找不到合适的投资空间，没有好的营利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放松货币供应，货币不会投往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或者房市。过去这方面已经有深刻的教训，一定要对刺激政策引发泡沫和债务危机的危险有充分的估计。即便在基础设施等非生产性领域，盲目扩大投资的结果也往往导致效率下降、坏债上升，使金融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货币政策必须保持中性，不能再搞宽松。未来五年的经济发展规划重点不应着着眼于短期GDP增长，而要下定决心在未来几年忍受一个相对低的增长率，同时大力推动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以换取中长期可持续发展。
调结构才能稳增长
很多人认为，依据凯恩斯主义理论，只要出现需求不足，都可以通过刺激投资来拉动经济。这个理论是不完整的，它建立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可以完全替代的假设之上。但事实上两者不能完全替代。在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的情况下，投资过度扩张，产能不断扩大，但下游的消费市场没有相应扩大，必然导致产能普遍过剩。虽然政府扩大投资有可能在短期内把GDP拉上来一两个百分点，但在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已经高达50%左右的情况下，如果不首先致力于纠正结构失衡，而继续投资扩张的传统做法，会进一步刺激供给扩张，中长期会进一步加大供需失衡。我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难题。
有一种说法是，不保住7%的增长率，就业就无法保证。这是不对的。一些发达国家3%的增长率，就业情况也不错。这说明我们这种高增长率低就业率的模式需要改变，而不是继续靠拉增长来带就业。过去的高投资率带动的是钢铁、水泥、电解铝这些资本密集型行业，自然就业率不高。继续通过投资扩张带动就业是一个效率很低的方法。况且上一轮刺激政策造成的20多万亿地方政府债务，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消化。再搞刺激政策，可能使泡沫进一步放大，造成更大的坏债，未来解决问题的难度也会越来越大。
中国经济增长需求乏力的情况是过去十几年逐渐形成的，特别是2000年以后，总储蓄率从2000年的36.3%提高到2010年的50.9%，上升了14个百分点；同期最终消费率下降了14个百分点，占GDP之比从63.7%下降到了2010年的49.1%。这种情况很反常，是导致内需不足的基本因素。其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失衡，同时也与各级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投资，而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改善缓慢有直接关系。
近年来一个积极的变化是，从2011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超过了GDP增长率，同时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出现回升，至2014年回升约两个百分点。消费结构也出现优化，居民劳务消费增长开始快于物质消费增长，带动服务业占GDP比重较快上升。这是当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积极因素和基本原因。
但这仅仅是开始，结构调整还远远没有到位，消费率仍然过低，经济增长的支撑并不稳固。继续提高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问题的关键。核心是要改善收入分配，改变结构失衡的现状；为此需要推动一系列的体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政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等等方面的改革。没有改革的推进，结构调整不可能到位，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在内需支持下恢复动能。这才是中国经济在十三五期间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不改革，结构调不动
我国的金融体制与结构失衡关系密切，需要改革。现在的金融市场仍然是由十来家国有控股的大型银行主导的，它们占了存贷款总额的多一半。市场导向的民间小型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这些大银行的贷款主要压在政府项目和国企投资上，使民营企业资金供给受限，特别是民间小微企业贷不到款，融资成本数倍于大企业和国有企业。金融监管部门强调风险防范，管理措施都放在严格市场准入上，抬高了门槛，而真正必要的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这使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倾斜的市场，缺乏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融资和发展非常不利。而这些劳动密集的小微企业发展不顺利，自然对就业和收入分配产生不良影响。
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关键领域。迄今为止，这方面改革的进展并不理想。举例来说，财政预算公开透明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在于让老百姓能够对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进行有效监督，以防止腐败浪费，保证公共资金用得合理有效。但去年公布的《预算法》修正案关于财政预算科目规定，按照预算功能分类编到类、款、项，没有目；按照经济性质分类的编制，只到类和款。这样粗的预算编制使人无法看清楚财政资金的具体用途，预算公开透明也就实际上形同虚设。退一步说，预算编制受制于可能的情况变化，事先难以编得过细，但事后的决算为什么不能公布更详细的内容？而《预算法》修订案却对决算的公开透明完全没有提及。没有真正的预算公开、阳光财政，没有严格的社会监督，产生腐败的制度基础就不可能铲除。
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目前的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迫切需要改善。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至少要高十几个百分点，存在大量浪费。政府投资比例也显著过高，而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这对民间消费形成挤压，是导致过度储蓄、过度投资的重要原因。只有通过改善政府支出结构，使财政资金更多用于民生，老百姓才敢消费，才能拉动内需，经济增长才有后劲。
在税制改革方面，已经酝酿多年的房地产税改革有待尽快推出。需要对试点城市的情况、经验、问题加以总结，成功之处加以推广，不足之处加以改善。对多套房产的拥有者必须征税，这是世界普遍做法。这方面迟迟不见动作，似乎也说明了改革的阻力巨大。
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少数试点城市的情况至今还未见到公开总结和推广。减少政府征地、实现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改革还有艰难漫长的路要走。
在户籍改革方面，国务院去年提出了到2020年使一亿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任务。即使实现了这一目标，现在无法落户的2.34亿城镇常住人口也只能有不到一半解决户口问题。目前全国有14个省份出台了户籍改革方案，不到一半，而农村转移人口最多的地方出台政策却很少，尤其是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更需要加紧出台户籍改革方案。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大城市是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大城市的户口控制过紧，户籍改革的任务显然难以完成。这也将直接影响到收入分配和消费率的合理化。
一些地方政府认为，一个农民工进城落户需要花费十几万到二十万元资金，是一笔庞大的支出，财政难以负担。其实，这些钱是未来许多年累加计算而得，而且大部分出自企业，不是政府。上述说法的奇怪之处在于，各地政府在搞投资项目时从来不缺钱，很少认为超过了财政负担能力。一些政府只对投资和GDP感兴趣，而对承担公共服务责任、改善民生兴趣不大，说明政府的政绩观和激励机制必须改变。这也恰恰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只有开门搞改革，改革才能推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其他有关文件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关系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但有相当部分改革任务的落实仍不理想，对此需要分析原因。
首先，改革靠谁推动？恩格斯曾指出，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历史合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原因。同样，改革需要社会各阶层公众的广泛参与。仅仅依赖职能部门关门制定方案、推动落实，集裁判权和运动员于一身，改革必然走样。尤其当改革会触动一些行政部门自身的既得利益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社会各阶层参与改革的讨论、设计、监督，当然会七嘴八舌，引起各种争论。但只要坚持总的改革方向，让大家说话，集思广益，实事求是，总能找到贴近现实、符合大众利益、为各方广泛接受的改革方案，也必然加快改革的落实。改革目的本来就是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实现公众利益最大化；没有公众参与，这个目的就难以实现。
回顾历史，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是执政党和政权内部的自我革命、社会各界大众的广泛支持参与、学术界和知识阶层的献计献策共同努力的结果。试想如果当年的农村改革没有广大农民参与，市场化的企业改革没有企业经营者的先行先试和广大员工支持，各类改革没有各地官民协同积极主动的试验和创造及学界的争论和探索，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今天的改革，同样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