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浙江大学出版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在北京共同举办“大转型时代的中国：赢在转折点”座谈会。来自国家发改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中国劳动学会、中银国际研究公司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经济转型大趋势”“经济转型与经济增长前景”“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以下为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宋晓梧发言：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中国经济转型与创新发展丛书基本上全都出齐了，表示祝贺！我作为丛书的顾问和其中《新常态下的区域经济大变局》一书主编，也做了一些工作。这套丛书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图书项目，对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特别是对理论上的一些争论和不同看法，将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刚才前面两位发言人讲得都很好，我听了很受启发。福林同志讲我们要赢在转折点，并把今天的转折点和38年前的转折点做了比较，我觉得很好。
一、明确转型的基本方向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转折点很清晰，就是要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现在我们依然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心工作并没有变，那么这个转折点主要指什么内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但是由于没有经验，特别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探索，难免走了一些弯路，积累了很多问题，面临严峻的社会矛盾。今天到了不得不转型的阶段。
在肯定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前提下，我们经济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五点：一是过多依靠投资，二是过多消耗资源，三是过多依赖外贸，四是过多损害生态，五是过分压低劳工成本。但是不少经济学家在总结前阶段问题的时候，讲前四个问题多，讲过分压低劳工成本问题少。
我们要向什么方向转型？按照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精神，应该转向“资本投入高效、能源资源节约、国际贸易平衡、生态环境友好、收入分配公平、公共服务均等”的发展轨道上。这个转型，就不仅仅涉及经济层面，而需要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配套推进。深层次的问题是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必然触动利益格局，不深化体制改革，不壮士断腕是难以推进的。
二、妥善处理促转型与保底线的关系
当前，一个重大的问题是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速这两个关系怎么处理好？主流的观点是对经济增速应提出一个底线，我认为值得商榷。
首先，经济增速目前就是以GDP指标衡量，而GDP指标在全国人大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是预期性指标，不是约束性指标。如果底线还是预期性的，那实际上就没有底线了。如果底线是“硬任务”，那底线就是约束性指标了。改头换面之后，GDP依然是约束性指标，这样坚持下去，就很难给去产能、调结构预留合理的空间。
其次，只要有一个底线，到了地方政府层面，不仅变成了约束性指标，而且成了政治任务。围绕保底线，今年要完成多少投资，党政工团齐动员，各方面想方设法找投资、找项目。这种例子全国各地多得是。在这种情况下，让地方政府官员调结构，去产能，真的很困难。各地都围绕着完成底线做文章，现在争上石墨烯、机器人，几年前争上光伏、风电设备，再早争上钢铁、石化、水泥等等。正如恒山同志所说，一窝蜂就是这么来的。根本性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2004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提出是要警惕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和企业的利润冲动，这两个冲动结合起来造成中国的产能过剩。很遗憾，这个问题 至今也没解决好。其实企业有利润冲动是正常的，地方政府公司化是不正常的。如果有底线，地方的GDP政绩冲动依然还是很大。当然不是说经济增幅越低越好。关键是经济的增长靠什么来支撑的？要靠转型来支撑，要靠新动力来支撑。否则，你提底线，我就可以再搞房地产。如果6.5的底线是靠地方房价暴涨来保的，这样的底线一点意义都没有，只会起相反作用。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是中央明确的任务，其中去库存主要是指房地产库存过多，结果房价还疯长。对这个问题，应该进一步地深入考虑。
我也注意到很多经济学家论证6.5已经低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了，乐观的专家认为中国今后二三十还有8%、9%的潜在增长率。按这种预测，宏观调控就应当加大刺激力度，加产能、加杠杆、加库存。我觉得这些潜在增长率的争论在学术上可以去争论，比如蔡昉讲的中国潜在增长率就低得多，而且会逐步降低到3%、4%。在现实经济工作中，我们不如老老实实地研究，投资效益提高了没有？生态环境改善了多少？能源资源合理利用了没有？按共享发展的理念，普通劳动者是不是合理分享了经济发展成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朝一个什么目标来解决？是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还是京津冀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
所以我很同意刚才福林同志提出的，不要把GDP作为一个硬性指标，而是要围绕转型的需要推进改革。福林同志也知道，我在十一届全国政协的多次会议上提过建议，希望淡化并终止对各省的GDP指标考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