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指出，要真正振兴实体经济需要有“实招”，除了减税、降费，今年的政策文件还首次提出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我国目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做出了判断：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

　　2017年，我国应该如何进行改革？日前，在广东的一场青年企业家交流会上，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国（海南）发展改革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对2017年的经济形势、改革预期做了分析和展望。

　　对于新阶段的转型形势，迟福林将其总结为：就其涉及的领域，面临的结构性矛盾，对利益结构带来的冲击，它已经超过38年前开启的转型与改革。

　　他重点呼吁了服务业市场的开放。“我们的制造业，80%到90%由市场来决定，而服务业领域几乎高达50%是垄断。”

　　另外一块是振兴实体经济，其中的关键一环是中国的税负结构改革。此外他提出，中国的改革要取得突破，其中一个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其在去产能、去库存的问题上，需要注重两者自身的规律。

　　服务业市场开放决定经济转型成败

　　当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什么阶段？该如何把握它的整体情况？

　　迟福林用了四句话总结：产业结构正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消费结构由物质型消费为主向服务型消费为主转型；城镇化结构正由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转型；开放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

　　不难看出的是，服务业是迟福林着重强调的一个方面。他以制造业强国——德国作为类比，德国的服务业在总体经济中占比为7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为70%。而目前，中国的这两项比例分别为54.1%和40%左右。

　　“对比发达国家，我们的服务业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迟福林说。

　　在迟福林看来，服务业支撑经济增长的趋势在加强，到2020年，服务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望提高到70％左右。如果现代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和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将成为支撑未来10年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

　　另一方面，服务业正是供需结构失衡的重要领域。“拿养老来举例，中国市场的潜在需求大约在2万亿，实际供给不到2000亿。”

　　基于这些判断，迟福林最近在不同场合呼吁服务业市场开放，称其将“决定经济转型成败”。

　　而开放的关键在于，要允许各类社会资本、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我们的制造业，80%到90%由市场来决定，基本已是高度市场化，而服务业领域几乎高达50%是垄断，像教育、医疗、电信等，如果不打破垄断，很难形成服务业发展的活力。”迟福林分析。

　　1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其中提出，到2020年，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降低准入门槛，放宽外资准入，精简行政审批环节。

　　迟福林指出，相比于养老服务，教育、医疗等如何放开，存在更大的争议，但这个方向是大势所趋。

　　从对外合作的角度来看，在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明显下降的背景下，全球服务贸易在2000年到2014年间增长了5.8倍。

　　“双边、多边的自由贸易谈判，焦点之一大都在服务贸易。随着经济全球化发生深刻变化，越来越多投资领域的问题与服务贸易直接融合。服务贸易开放不破题，双边、多边的服务贸易谈判就会有一定的困难。”

　　此外，迟福林指出，比如中国和欧盟合作，引进医药、食品等标准，可能在短期内国内企业会受到影响，但中长期将创造一个更可靠的市场，而这正是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应有之义。

　　振兴实体经济要有“实招”

　　近日，福建企业家曹德旺赴美国办厂的消息，引发我国实体经济税负大讨论。对此，迟福林评价称，“三去一降一补”中的“降成本”，主要是要依靠政府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降低税收成本。

　　迟福林认为，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实体企业税负。

　　“目前中国的税负结构改革到了关键时刻。中国的实体经济成本在加大，效率低下。减轻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税负水平，这是中国经济升级的一个内在要求。”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着力振兴实体经济”被列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任务之一。迟福林指出，要真正振兴实体经济需要有“实招”，除了减税、降费，今年的政策文件还首次提出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他具体提了三点。

    第一，企业的注册登记，能否借鉴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验，实行自主登记制。“这是有可行性的、比较成熟的制度，而且我特别建议在广东先行试点，但目前仍未能实施。”

　　第二，取消企业的一般投资项目备案制。即除了国家有明确规定的之外，比如涉及环保、国家规划等，其他一般投资项目不需要备案制。“这样便于企业更好地自主决定投资，只要符合法律、国家规划、负面清单等。”

　　第三，产业政策要尽可能地向平等竞争政策倾斜。

　　在交流会上，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听到一位制造业企业主提出，近几年并未享受到太多的改革红利。尤其作为中小型企业，打交道的政府部门多达35个。“能不能不用跟那么多部门打交道？”

　　对此，迟福林表示企业家应该对改革要有信心，另一方面他指出，“制造业到了关键时刻，企业家需要站出来反映问题。”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7年，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仍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

　　对此，迟福林表示，改革要取得突破，其中一个重点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到“三去一降一补”，他认为，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去产能为什么会死灰复燃？就是因为层层用行政指标，但行政会出现反复，市场则会遵循规律和趋势。”迟福林说。

　　在房地产去库存的过程中，迟福林强调政府发挥的作用不应该是简单的压房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提高三四线城市和特大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

　　迟福林称，“我们三四线城市为什么吸引农民工的能力很弱？除了就业之外，很大程度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公共设施和大中型城市有明显差别，和北京相比差距更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指明了破题的方向，但这有赖于加大投入，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

　　另外，迟福林还谈到了国企改革，指出影响其进展的核心问题也在于政府的角色是否由“管企业”转向了“管资本”。

　　他进一步指出，政府主要管资本，同时放开企业，建立严格的企业治理结构，这样混合所有制才有可能成为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才能真正打破行政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