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9年12月7日在北京举办。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出席并演讲。

　　日前，世界银行公布了《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我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全球第31位，较去年提升15位。但白重恩指出，不能因为在该排名有了大幅度提升就沾沾自喜，我国的营商环境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的方面。

　　2014年时，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在96位，但仍取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如何解释这种情况？白重恩分析称“特惠模式”或是答案之一。

　　所谓“特惠模式”是说指，尽管企业面临的普遍营商环境并不理想，但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企业被某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看重，认为该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很重要，或者在其他方面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或者是对该领导的升迁带来很大的正面影响，那么这个领导可能就会想方设法帮助这个企业。但这个领导没有能力帮助所有的企业，因为每帮助一个企业都很困难，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来帮助这个企业获得他所需要的生产要素，克服监管上的障碍等等。所以，尽管普惠的制度化的营商环境在过去4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完善，但是地方政府有能力和动力来帮助某一些企业。

　　白重恩指出，在过去40年的发展中，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特惠模式”帮助部分企业解决了很多问题，也带来了经济的增长。“我们认为，营商环境在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情况下，特惠模式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白重恩也强调了“特惠模式”的缺陷，比如会带来不公平的问题、治理问题、效率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他还认为，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增长，特惠模式的局限性就越来越大了。“当特惠模式局限性大了，我们就不能依赖它来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就需要改善普惠的营商环境，普惠的营商环境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特惠模式下，资源配置不完全是市场配置的，有时候是市长配置的。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特惠模式局限性越来越大了，所以我们需要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有个前提条件，就必须有个良好的、普惠的营商环境”，他解释说。

　　对于监管机制，白重恩认为，当前政策叠加问题、相互不协调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有的企业同时受几个部门的监管，每个部门都有一套监管措施，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企业都会去被巡查，被检查，每一个检查的队伍都给他提一套整改的措施，他们之间也不一定有很好的协调，最后有些企业就发现，说如果我听了所有整改措施，我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我干脆不做了”。

　　白重恩指出，高质量发展对监管提出了更高的、多方位、多维度的要求，为改善营商环境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如何来应对这样的问题呢？白重恩表示，要想在经济的各个方面把“文件打架”的问题全部一夜之间解决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应该找一些重点行业进行突破。梳理营商环境，解决掉重点问题。“这样做，首先不大会做错，因为并不是说给这些行业中的企业多少钱、多少地，而是帮他解决制度打架的问题，对谁都没有坏处。你给他钱、给他地，他用了这些钱、这些地，其他企业就用不了了，那时候会出现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而解决制度打架问题，不会造成资源扭曲的问题”。

　　对此，白重恩建议，选定一些特殊行业，并设立一个专门负责解决营商环境的政府部门，进行一站式的服务。

　　另外，白重恩强调，市场主体最清楚营商环境的好坏，而不是制定文件的人。所以，政策制定者应多听市场主体的意见，尤其是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让市场主体的主观感受能够在评价营商环境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占更大的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