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化解分配失衡须深化体制改革
王小鲁，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小鲁曾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未定稿》编辑部编辑(1978-1985)，《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杂志主编(1985-1989)，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发展研究室主任(1985-1989)，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8-2009)，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理事(1998-2009)。1989-1997年，王小鲁作为访问学者，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收入分配、市场化改革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七十余篇。并于1984年和2005年两次获孙冶方经济学论文奖，博士论文获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杰出博士论文奖。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 长安讲坛第182期日前在北京召开。论坛成员、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表了题为“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现状、趋势与出路”的主题演讲。在演讲中，王小鲁以国际视角分析了我国的收入差距，介绍了我国改革期间的收入分配变动趋势，探讨了我国收入的实际差距，提出了纠正分配失衡的方案。最后他表示，我国目前在收入分配上的种种问题，其实都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这些体制方面的改革要一步一步做，方向必须是提高政府的透明度、社会的监督和参与、改善政府行为，而且要逐步地扩大民主化的进程。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地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失衡问题。
分配失衡曾是各国难题
“我们现在面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遇到的老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王小鲁说，收入差距过大，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并产生了很多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由于收入分配失衡，也出现了诸如消费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等社会问题，由此也导致很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这种情况一直到20世纪后，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才逐步得到改变。
马克思在1867和1894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出版时，提出一个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得劳动者的报酬被压低，导致了两极分化，导致了贫困化，从而导致了大众需求的不足。他认为这是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他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而与生俱来的。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凯恩斯提出了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他主要强调的是有效需求不足在于投资小于储蓄。因此当投资等于储蓄的时候，整个社会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据此认为，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扩大投资，刺激投资扩展，通过这种方式来提高有效需求。事实证明，在解决经济危机方面，凯恩斯这一套理论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正面积极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凯恩斯主义的这套制度常常导致滞胀，因为过分依赖扩张性政策，并没有解决根本性的收入分配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倒U型曲线理论。通过对几个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库兹涅茨发现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这样一个趋势。王小鲁称，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错误地解释说，因为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就意味着收入差距必然要有扩大的阶段，随后差距会自动地逐渐缩小“实际上这并不是库兹涅茨原来的意思。如果看看库兹涅茨的原文，库兹涅茨并不认为，收入差距可以无条件地自动收缩。”
王小鲁表示，这些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取决于一些客观条件，包括涉及的劳动力转移、城市化、人口增长模式、政府政策，特别是政府采取的所得税和遗产税：所得税有利于转移支付和缩小差距，遗产税也有这样的作用。另外库兹涅茨还提到民主化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很多国家在早期政治制度处在专制的状态下，政权常常有掠夺社会的倾向，它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化改革都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因此王小鲁表示，听任收入差距扩大的那种完全的自由市场的观点是危险的。
进入20世纪后，发达国家采取了很多改善收入差距的措施。比如上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就实行了很多诸如扩大公共投资、扩大就业、扩大公共支付之类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同时罗斯福在新政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通过了公平劳动法，完善了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开征了累积所得税和遗产税等等。这样的措施减少了美国收入差距。这些制度上的变革，欧洲国家在20世纪也或多或少地实行过“所以，整个20世纪期间，大部分欧美国家都逐步建立了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改善了收入分配，减少了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王小鲁说。
改革30年分配失衡更加明显
改革前后，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是相当均等的，但是城乡之间差距比较大，各地农村之间差距也比较大。改革初期出现过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因为农村改革先行，所以农村收入迅速提高，城乡之间的差距得以缩小。但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人均收入的差距迅速扩大，到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基尼系数超过了0.4这个国际警戒线。而基尼系数如果过大，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从1978年到最近，基尼系数除了80年代前期是下降的，以后一直是持续上升。到了2006年，大概是在0.47左右。其实这个基尼系数还是根据官方的居民收入统计来计算的。但是官方居民收入统计，实际上是低估了收入差距的。”王小鲁说。
王小鲁表示，对于中国而言，影响收入分配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城乡差距，地区间差距，居民阶层间差距。首先，城乡差距的根源来自计划经济制度下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长期以来，城镇居民收入比农村收入要高很多，1978年的时候，两者是2.6倍，但是到2009年是3.3倍，城乡之间的差距在这个期间是上升趋势。最近三四年，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他说。
对于地区之间的差距，王小鲁称，这是由长期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用人均G D P最高的上海和最低的贵州来比较，人均G D P差距在1978年是14倍，2009年有所缩小，是7.6倍。但是上海和贵州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差距都在缩小。”近几年由于中央实行了一些诸如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兴这样的地区性战略，给了欠发达地区较多的优惠政策。这些政策都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且其效果在近几年有所表现，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趋势。
第三个是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对此，王小鲁进行了一个数据对比：把城镇居民家庭按10%进行分组，那么最高的10%家庭和最低的10%家庭之间，依据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大致在1995年的时候人均收入相差6倍，2009年扩大到9倍。把全国居民按10%进行分组，大致可以推算，最高的10%家庭和最低的10%家庭在1995年间的收入差距是13倍左右，到了2009年扩大到23倍“这足以说明我国居民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十分明显。”
王小鲁同时指出，从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看，在1995年到2009年这15年间，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 D P的比重在很长时间里也是持续下降的“这些都是从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实际上，我国的收入差距可能还要更大。”
收入差距仍被低估
王小鲁估算，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入”高达9 .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2010年8月24日、25日，针对王小鲁的这一估算结果，国家统计局网站相继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对此提出质疑。对于这些质疑，王小鲁表示，由于统计局官方抽样调查时，接受调查者不愿上报真实的收入，很多高收入者也不能够纳入统计范围，所以统计局统计结果往往只包括工资性收入，而灰色收入的确存在。
王小鲁表示，他的调查借鉴了社会学调查方法，还采取了若干辅助措施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国家统计局所做的入户调查，在城市和农村各有6万多户的样本户。这个样本是根据统计调查要求的随机抽样的方法形成的。但是在这中间发生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纳入样本的居民收入水平为自报，这中间就发生了报告收入不真实的情况，有很多居民没有真实地报告自己的收入，特别是工资以外的收入。再一个问题是遗漏高收入样本，因为调查遵循自愿原则，高收入人群更多地倾向拒绝调查。
为了避免上述两个问题，王小鲁所做的调查采取了一个不常用的抽样方法。他借鉴社会学的抽样方法，通过社会关系取得真实数据。王小鲁说，这种非随机抽样得来的数据，并不能直接拿来推算整体的收入分布，但是却可以拿来分析不同变量间的相对关系。比如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分析收入水平与恩格尔系数之间的关系。
王小鲁在该研究里对恩格尔系数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模拟，然后按国家统计局的分法将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分成了七组：最低收入、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和最高收入。接着王小鲁对这七组的居民收入进行重新推算，结果发现低收入居民推算结果和统计数据差不多，中等收入居民推算结果略高于统计数据，差距最大的是最高收入这一组。这一组按统计数据，人均收入是43000元，但推算结果却是139000元，是统计局数据的3.2倍。王小鲁表示，这个差距就来自隐性收入，有相当大一部分收入是没有反映在国家统计局的收入统计中的，全国没有计入居民收入统计的隐性收入合计有93100亿。
国家统计局还有一个数据是来自资金流向表。王小鲁表示，如果用他推算的收入和资金流向表的数据相比，高了54000亿，这个54000亿即为当年全国的灰色收入总和，“经济普查是一个全面的普查，而这个信息主要是通过企业，而不是通过居民个人自报得到的。如果在经济普查中都没有办法查到这么一部分居民收入，那么可以认为，它就是灰色收入。”他说。
严重失衡有碍社会稳定
王小鲁表示，如今我国存在着大量的灰色收入，说明我国收入制度不光在收入分配方面制度不健全，在其他方面也存在问题。对一些收入缺乏规范、界定不清，对非法收入缺乏有效的监察和防范，财税体制存在很多漏洞和不合理，这些都导致了收入分配的扭曲。
王小鲁对于灰色收入产生的原因从几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他提及的第一个方面是公共资金的流失。为此他举了几个例子：国家审计署2006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做的审计，7700多亿的转移支付中间，有56%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这笔资金到了地方以后不进财政，这必然导致一系列的资金违规使用和流失。
第二个例子是2010年国家审计署对12个市的土地出让进行的审计，发现有11个市存在土地出让违规现象，涉及的金额高达几百亿，说明土地出让金的管理严重不善。现在土地出让金成了各级地方政府重大的收入来源，有人推算2009年总额150000亿，这么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常常是可以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所以就导致了非常不规范的公共资金的使用。
王小鲁提及的第二个方面为权力寻租行为。寻租行为是指当你存在某种垄断权力的时候，可以把这种权力变成一种额外的收入，变成所谓的“租”。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曾经做过一个课题，就是关于金融腐败。他们发现银行在收取贷款正常的利息之外，还要收取企业额外的利息。这个额外付出在他们调查范围中间占到了贷款总额的9%。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
关于灰色收入产生的原因，王小鲁提及的第三个方面，是资源收益和垄断行业的问题。“我们知道房地产行业是暴利行业，2009年有人计算实际利润超过1万亿，但是在土地收益的分配方面，我们现在缺乏规范，缺乏监督。”王小鲁表示，在资金市场上、金融市场上、土地市场上都存在大量的黑箱操作、内幕交易等情况。我们现在在资源收益方面缺乏一套合理的资源税，也缺乏垄断利润的调节税，导致了像煤炭、石油这些行业的暴利。
最近几年对垄断行业的问题，社会讨论比较多，有一个来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判断，认为垄断行业的实际人均收入是其他行业的5 10倍。如果单看工资的话，这些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大概只有2 3倍左右的差距。但是这些行业在正常的工资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收入，所以实际的人均收入差距要大得多。
引起灰色收入的再一个方面，是法定的税务不均。工薪收入实行累积所得税，从5%到45%，但是资本所得税和偶然所得税率只有20%。这样的税负不均产生了一个逃税的激励。
王小鲁表示，灰色收入的产生，还有财政体制和土地收益方面的问题。现在地方政府的常规预算常常不足，地方政府要搞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搞公共福利，要搞社会保障，要搞医疗、教育等等，资金通常不够。这种压力下，地方政府只好通过卖地来保证资金的到位。开发一块地，收益的45%变成了政府的土地出让金。这块地的使用权是70年，但是在卖地的时候，土地收入却一次性地变成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当年就可以把它花掉。而这样一大笔资金常常是可以不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故而很容易产生各种灰色收入。
纠正失衡重在体制改革
王小鲁对于如何纠正分配失衡，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只有通过体制改革才能根本上纠正分配失衡。他提出了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财政体制和土地收益的分配体制、健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税负不均的状况等建议措施。
首先对于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这个问题，王小鲁表示，政府应减少形象工程的投资，减少政府消费，增加社会保障和人文关怀，增加教育和社会服务，加强廉租房建设，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全民覆盖，加快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包括一亿五千万农民工应该尽快纳入保障范围，进城的农民工，应该解决他们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问题、孩子上学的问题和医疗保障的问题。”王小鲁说。对医疗和教育的改革，除了提供公共服务外，还应该同时依靠市场调节，依靠双轨制，通过市场的竞争促使公共服务部门提高效率。对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资金来源，应加大垄断性、资源性国企上缴利润的比例，并把相当的部分转化为公共收入来进行公共服务。
王小鲁同时表示，要纠正分配失衡，改革财政体制和土地收益分配体制是十分重要的两个方面。目前我们提出政府要转换职能，要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但是政府职能的转换，需要资金的保障。目前这种靠搞土地开发的一锤子买卖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同时也要调整财政分配体系。”王小鲁说。
除此之外，对于健全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税负不均等问题，王小鲁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重要的是财政公开化，引进社会监督。王小鲁介绍说，在发达国家，这些措施已经很普遍。这些国家的政府财政预算，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内容细到某一个项目，雇了多少人，工资标准是多少等都要公开。如果说财政预算、政府资金管理透明到了这个程度，那腐败、寻租、以权谋私的空间就要小得多。
最后，王小鲁总结说，其实我国目前遇到的种种引起分配不均的问题，都是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无论是财政体制改革，还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还是政府职能转换等等，实际上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他表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应该是渐进式的，在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来完成这个改革。
现场问答
问：您一直提到要政府财政公开化，加强人民的监督，现在我们国家面临一个问题，即便公开了，也存在不敢说话不敢监督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王小鲁：问题很多，但是我们不能说，这种情况这些年确实进步不大。各位可能都没经历过改革以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段时期。那个时期老百姓不敢说话和现在的不敢说话比起来，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你在网上看看骂什么的都有，包括我今天在这儿讲这个收入分配，如果早30年，我敢这么讲吗？应该说，这个社会还是在进步的。财政公开、公众监督当然也不是一下子能够完成的，如果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认为还是有可能形成这种机制的。
问：您提到我们需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而现在社会上比较强势的群体是既得利益者，灰色收入比较高的人，他们是处于高层并有能力进行改革的人。但是一旦改革，他们的收入就会变低，所以他们推进改革的激励不够。而强烈需要改革的是弱势群体，靠他们来推动这个改革，又显得力量不够。请问，改革的力量究竟源自哪里？
王小鲁：我说一点对经济改革的亲身感受。经济改革我是从一开始就亲身经历的，对这个过程基本上是了解的。在刚刚开始提出改革的时候，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并没有得到政府内部和党内的共识。很多方面阻力非常大，比如说农村改革，过去农村是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但是集体经济又长期发展不起来，大量的农村人口处于贫困状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有些地方搞包产到户，把土地分给农民，签一个承包合同。当时党内和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是不能允许的。当时安徽省搞包产到户，很多地方，包括有些省委书记，甚至当时中央领导农村工作的负责人说应该把允许搞包产到户的安徽的那个地委书记抓起来。好在有一些人支持，比如说安徽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他支持，中央有一些人也支持，这些情况反映到陈云、邓小平那儿，他们也表示支持。经历过很多争论，最后形成了一个不算共识的共识，在小部分地区先搞起来，取得了成功，当地的农民收入很快就提高了，这就起了一个示范效应，很多地方马上就学，然后很快，两三年间在全国推开。这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也有这么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中间有没有阻力？有，非常大。是不是说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反对？不见得。很多人，包括一些基层政府官员，我接触到的，或者是我间接听到的，他们也在要求改革，也在支持改革，也希望尽早改革，他们看到现在这种状况对中国未来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认为很多地方虽然就像当时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那种情况，非常困难，但是不见得推不开。关键你要下这个决心。我觉得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看党内、政府内有没有人支持，还要看全社会老百姓的支持。如果把这个力量算进来的话，我认为支持改革的力量是占压倒优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