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书写近代中国的经济史，山西一定是近500年来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但是要讲到改革开放的30年，江浙则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尤其是农村经济，二者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
最近两年，山西的名头有与江浙比肩的迹象，京沪两地的媒体频频把山西人和温州人相提并论。一夜暴富和一掷千金的煤老板几乎已经成为山西人新形象的代言人。然而，在这种令人尴尬的风光背后，山西则被描述成为两种极端的形象：一是遍地“黑金”，山西人都富了；另一种是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绝大多数的农村经济限于停滞。
这两种描述都不准确。在山西农村，另外一种健康的经济生态正在悄然成长之中。在资源禀赋和经济要素非常一般的晋东南，长治市郊区霍家沟以15年的奋斗成果为山西乃至全国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新农村模式。
煤乡困境：先富和共富的矛盾
最近三四年间，历史与现实交织的两股力量把山西重新推上了舆论的焦点。2004年初，记录片《晋商》以穿透历史的震撼力量讲述了山西人书写的500年商业史上伟大传奇，在历史的背影里，山西重新赢得世人的尊重；然而，另外一种力量却不能不令山西人尴尬甚至有些许的羞愧，与纵横京沪高档楼市、车市的山西煤老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众多的山西农村并没有享受到资源禀赋的价值，贫富差距成为非常突出的社会问题。
然而，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还有第三股力量正在悄然生长。一系列先觉先醒的山西人正在用一种新的形式诠释自己的新形象。
和众多的山西农村一样，煤矿在长治市郊区霍家沟村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1990年，村里小有名气的个体户霍松勤被选进了村委班子，挑起了村委主任的担子。时年，霍松勤26岁，同年7月霍松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上村委主任后的霍松勤，当仁不让的成了霍家沟村的理财人。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着手恢复了村上唯一没有受一氧化碳侵袭的小矿井，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把这座煤矿经营到了极致，还清了村上的债务。
如果霍家沟的历史就此停止，也许并没有什么出彩之处。因为大多数的山西农村都是这样发展的。
在煤炭价格放开之后，素有煤海之称的山西似乎在短时间内找到了暴富的方向。一个现代版的美国西部故事在山西隆重上演。故事的高峰是众多胆大的煤老板如同雨后春笋一般飞速增长。同时，对于众多的山西农村来说，农民的境遇出现了两重现象。一种是财富被很快聚集到一两个强人手里，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享受到资源放开的优越，生活几乎没有改变，但是却承载着不应当由其来承担的后果：资源破坏、环境恶劣、耕地纠纷等等社会矛盾十分突出。另外一种结果要乐观很多，村级集体组织为农民争取了一部分利益，部分有煤矿的村庄开始出现靠吃“人头费”为生的现象，煤矿为相关农民不论老少病弱，每年都能够享受到每人5000甚至万元以上的人头费，这部分收入远远超过了当地的平均收入。但是，其负面效应也非常明显，这种短期做法极大地助长了当地农民的“靠山吃山”思想，直接削弱了他们的奋斗意识。同时，这种做法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基础几乎没有贡献。但是，免费的盛宴总是会结束的，到了那一天，除了一地煤灰，并不会留下什么！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得到了极大的扭曲。先富和共富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体。
霍家沟的前世今生
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霍家沟是一个典型的小山村：总面积5平方公里。“两山夹一沟，种啥也不收，一溜土窑洞，穷的出了名”，是当地人对1993年前村况的真实写照。“ 农业不发达，农村不繁荣，农民不富裕”，这是当地“三农”状况的准确描述。而其基本渊源在于村集体经济无积累，村民就业无门路，家庭收入无保障，人心涣散。
成名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河南南街村，江苏华西村，浙江横店，都是在没有具体资源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横店的当家人徐文荣曾经这样说：“贫穷是一种鞭策。”霍家沟也是如此。
10多年之后，这个太行山上的小山村已经旧貌换新颜。2005年，霍家沟集体固定资产由1993年的50万元增加到7亿元，增长了1400倍；工业总产值1500万元达到9亿元，增长了58倍，上缴国家税金由114万元增加到4500万元，增长了40倍；人均纳税达6.3万元。
这里的村民们居住在依山就势建起的100余幢漂亮的欧式别墅和2幢单元楼里，村里道路实现了硬化，村容村貌建设一步到位实现了绿化、亮化、美化、香化。村里的土地全部实现了退耕还林，绿化覆盖率达到45％以上。
霍家沟村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山西全省率先走向“农村工业化，工业科技化，生活园林化，居住别墅化”，成为长治市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样板村，并被誉为长治市“人居环境上党第一村”。
脱胎于煤乡的新农村模式
看一看霍家沟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霍家沟为众多贫瘠的山西农村趟出了一条可以效仿的发展之路。
1993年，霍松勤被推上了村里第12任党支部书记的位置，开始了他人生又一个崭新的历程。 这一年也是决定霍家沟后来繁荣的关键年。20世纪80年代，一场地下大火让霍家沟赖以生存的煤矿陷于停顿。但是，灾难同时意味着新机会的诞生。没有了经济支柱的霍家沟人展开不止一次的大讨论，最终的结论是要想持续发展，就不能单靠吃资源。
那一年，霍松勤决定实施一个长远计划，走地下转地上的路子。他要因煤而富，无煤更富。这年年底，霍家沟70型机焦炉相继建成投产，村里唯一的地面企业应运而生。这个企业生逢其时，仅用了一年时间，霍家沟就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
1995年，霍家沟机焦厂二期工程上马并投产，是年，年产10万吨的西山煤矿也剪了彩。为了不浪费资源，霍松勤对采煤工艺实行技改，投巨资购回悬移支架，使回采率由原来的30％提高到85％。而且，他还推行了限量开采，对于焦厂用煤，采取以产定采，能买不采的成本倒算管理，使霍家沟的焦厂在后来几年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依然优势不减。
从1996年到2000年，霍家沟马不停蹄办了4个厂6个项目：一是3200KVA电石炉，二是年产10万吨的洗煤厂，三是活性炭纤维厂，四是自备发电厂一、二期工程2X6000KW发电机组，五是2X6300KVA电石炉。
由煤到焦到焦炉废气加煤矸石发电，再用电把焦粒和石灰炼成电石，基本上做到了吃干榨净。霍家沟初步形成自己的产业体系。
2001年至2005年，霍家沟总投资近1亿元，分别建设改造了化工厂，规模达43600KVA，年生产国标一级电石9万吨；扩建了煤矸石自备发电厂三、四期工程，年发电量4.5亿千瓦时；2003年5月筹建总设计能力为年产16万吨PVC项目工程，投资达4亿元年产6万吨PVC一、二期工程已分别于2004年、2005年投产达效，聚氯乙烯、烧碱、液氯、盐酸等化工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霍家沟产业链开始进入良性循环。2006年全村工业总产值可达10亿元，实现利税7000万元。
第二代新农村模式的继承和创新
最近，电视剧《农民代表》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2006年正值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时期，这个电视剧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
《农民代表》是以浙江横店领头人徐文荣为原型而写就的故事。
徐文荣之于横店有比吴仁宝之于华西村、王宏斌之于南街村，这几个村落早就成为中国农村的典型。徐文荣和吴仁宝都已经是年届70 的老人，而相对年轻的王宏斌也已经超过了50岁。
如果把他们都看作是第一代农民代表的话，年仅40的霍松勤就是不折不扣的第二代农民代表。
第一代和第二代新农村的相似之处在于：一是经济基础都比较薄弱，但是都充分利用了优势，并通过发挥优势，再造优势，经历了“积累 发展 再积累 再发展 ”艰难的自主创业的发展过程 。
二是坚决指向共同富裕。横店实行的是“共创、共有、共富、共享”社团所有制，华西村一直坚持走“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南街村则独树一帜地扛着村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名头。一开始，霍家沟就确立了“以工兴农，发展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发展思路。
三是都有一个时代强人，这位强人的个人意志、能力和才能直接影响着这些著名村落的生长。
四是都有一套创新的农村经济发展制度，横店的社团经济和南街村的共产主义理想都是其发展的核心。
然而，发轫于邓小平南巡之后的霍家沟也有着明显的创新。
其一、党员和基层党组织的作用非常明显。霍家沟全村168户，706人。很有意思的是，在介绍基本情况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这个村子共有党员52人。看得出来，党组织和党员在这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来，霍家沟村52名中共党员中，有40余名党员在村里的关键、重点岗位上担任着领导职务，发挥着骨干和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这些乡村干部遵从以人为本的思想，通人情不循私情，基本做到了凡事“公开、公平、公正”的三公原则。
党总支书记霍松勤还作为山西省唯一的“全国农村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层干部标兵”，得到中组部表彰，受到了胡锦涛、温家宝、曾庆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获得“第四届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山西省优秀企业家”、“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其二，与江浙经济中最重要的强人经济有所不同，霍家沟的民主程度更高，效率更高。霍家沟村有一套完整的“民考官”制度，其权力之大，上可管官，下可管民，掌握奖罚兑现甚至罢免的建议权。霍家沟村的“民考官”制度，始于1996年的“村考核组”，考核组成员由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15人组成，通过几年来的不断完善充实，现在形成了“民考官”监事会，成员由村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的20人组成，所考内容及程序即把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若干工作目标，根据分工分解到每个党员干部头上，实行量化考核，奖优罚劣；强化民主监督，坚持实行每月一次例会，收集一次群众意见，每季度对全面情况进行一次考核测评；年末每个党员干部进行述职报告，接受民意评议，针对每个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进行考核奖惩兑现。考核组有权评议监督党员干部，可以建议罢免干部，从而在工作中形成了“视察细发现，上下作桥梁。内外不通气，两头不声张。对话不隐瞒，结果看兑现。述职求真实，测评定酬衔”的考核体系。这样的每年“大考”一次，“小考”不断，对于村民群众提出的问题，被考的“官”必须讲得仔仔细细，清清楚楚，认认真真接受村民的质询，推行“民考官”制度十年来，虽然没有一名干部被罢免，但是也有多名干部因工作政绩不佳，失去一项或几项工作，有的被调整分工。村官们从此考硬了作风，考出了干劲，有效推进了民主监督、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
其三，霍家沟发挥了集体和农民的双重积极性。霍家沟的特点是集体和股份有机结合，在保持必要的民主决策和集体积累的同时，又可以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积极性。而不仅仅是象南街村一样，只有村领导在市场经济中打拼，村民却成了离不开村的，失去市场竞争能力的地道的“村民”，只实现富民，而没实现强民、提高现代农民综合素质。
其四，霍家沟的分配制度更加先进。横店的社团经济由于产权问题，已经开始显示出发展动力的制约性；南街村的共产主义分配模式也在寻找转型之路。霍松勤认为，在管理和分配体制上，霍家沟与华西村和横店有明显的不同， 2004年的冬天,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论证、事关霍家沟发展的深层次变革开始：村集体企业进行了改革，变集体为股份，变村民为股民，变家庭为股东。当年12月24日，霍家沟村召开了第一次股东大会，公布了改制方案。集体股占到33%，给全村公共事业发展留足了空间，其余部分全村人均股份25万元，户均超过100万，干部职务股在设置上占的比例很小，村民的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体现。2005年春节前夕，霍家沟的股民们第一次分到了人均2500元的红利。
胡锦涛总书记在阐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时讲到了五个关键词：农村生产力、农民增收、农村基层民主、精神文明建设、利益分配。这几个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要素在霍家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个可复制的模式
山西与江浙的经济总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尤其在农村经济方面，更是有着巨大的差距。早在20世纪80年代，江苏华西村、浙江横店都已经为全国的农村经济创造了一个个成功的模版，数以千计的江浙农村把这种模版的效应发扬光大。
吴仁宝曾经说过，华西村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这句话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在，今日之华西，经济总量已超260亿元，成为下辖9大公司、60多家企业。
横店似乎也是不可效仿的，1987年，横店工业公司在浙中地区率先实现了经济规模上亿元。2002年排序“中国企业500强”第131位，此后便一直跻身这一全国企业排序的前列，并形成了电气电子、医药化工和影视娱乐等三大主导产业，企业总资产已逾150亿元。
名闻天下的南街村，也几乎是不可复制的，目前，南街村的经济总量也超过了20多亿元。
与这些成名已久的前辈相比，1993年才起步的霍家沟在资产总量、知名度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距。
然而，对于山西以及我国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村来说，这些样板过于遥不可及，他们需要可以借鉴和复制的模式。
正如长治市郊区区委书记孙宏波所说的那样，在管理和分配体制方面，霍家沟模式非常适于推广，这或许是这个脱胎煤乡的新农村为山西以及全国的小山村建设最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