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邓小平南巡，启动第二波改革。到现在，整整20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何看待这个历史性事件？
孙立平：谈谈几个基本的看法。首先，邓小平南巡最基本的意义，是在经济领域，确切地说，是在建设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突破了意识形态的束缚，突破了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中国下一轮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但在20年后的今天看，这个突破是有限的。仅仅是限于经济领域，甚至可以说，就是在经济领域也是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只能用不争论来解释。
这就注定了，由此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过程，是一个单兵突进的过程。而且，在当时具体的背景下，改革的选项也确实是有限的。后来表现出来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政治体制的脱节，社会不公的严重化，甚至改革本身也往往被扭曲，走样变形，最终落入转型陷阱，都是与这种局限有直接关系的。
搜狐财经：这个重要而又有局限的改革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孙立平：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尤其是财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上的分化变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要让社会结构走向良性演化的橄榄型形态。9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结构演变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就是自改革以来就不断分化、演变、调整的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下来。这个过程，对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而深远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定型，影响左右社会发展进程的机制，甚至扭曲改革的机制已经在开始形成。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一种改革措施或政策出台前后，社会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争论，其中的一些争论会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改革与保守等，但在这项措施或政策实施之后，人们会发现，无论这些措施或政策的取向是什么，在利益结果上几乎都没有太大的差别，该对谁有利还是对谁有利，该对谁不利还是对谁不利。
由于这样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的形成，一些旨在促进社会公平的改革措施，往往在实践中收到的是不公平的社会效果。在极端的情况下，就是将改革的措施转化为一种腐败的手段。在体制变革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新形成的社会力量及其组合关系已经开始逐步定型下来了。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从这个时候起，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大体确定下来了。
我们可以预见，这样的一种阶层结构可能要比较稳定地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当然，这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
搜狐财经：这些年来改革的阻力来自何方？我们应该反思改革的方式吗？
孙立平：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人们对于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另一方面，许多重要的改革进展是相当迟缓的。在过去几十年时间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这样一来，许多事情，特别是重要的改革举措被延误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时机和顺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事情，如果在80年代的时候做了也就做了，但那时候我们会讲，很多条件还不具备，能慢慢来就慢慢来。结果是再到条件不好的时候就难上加难了。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代价。现在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你会觉得现在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会有一定的困难，有一定的风险，现在回头看看，还不如当时就做了。
现在反思起来，中国的改革可以说先天不足。我们的改革要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是要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可以看成，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缺乏明确的体制性目标，更谈不上实现这个目标的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再到所谓渐进主义的改革模式。过去我们一直沉浸在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中，如同有人早就指出过的那样，本来应该在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前解决的问题，都拖到了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之后，结果就是错失良机。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搜狐财经：十二五规划中提到改革顶层设计。20年前的南巡也是改革的顶层设计吧。那么，您认为，南巡20年后，改革顶层设计，最重要的是设计什么？
孙立平：改革大致可以分成侵蚀、转型、完善、重建四个不同的阶段。侵蚀阶段主要是计划经济旧体制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是自下而上的过程。但是，今天到了转型、完善、重建的阶段，更应该体现自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顶层设计的过程。改革顶层设计至少包括三层含义，一是确立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整体框架；二是顶层设计不仅是权力说了算，不能是今天一个政策，明天一个政策，更重要的是立法和制度建设的过程，要给人们稳定和良好的制度预期；三是顶层设计需要确定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
顶层设计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民众的参与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不然的话，谁能够保证顶层设计不会被特殊利益集团左右？
搜狐财经：下一步改革应该怎么走？如何突破改革瓶颈？
孙立平：中国过去2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脱离了过去的再分配体制，而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从而使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会出现岔路和弯路。其中之一，就是偏离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变为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可以说，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受权贵资本主义影响的改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过去20多年使得我们建立了一个市场经济的新框架，而新的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并在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好的社会。在最近几年中，中央政府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转变增长模式”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而实现这些发展理念的体制基础，就是一种好的市场经济体制，一种好的社会体制。
与此同时，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已刻不容缓。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不断加剧。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已经开始构成当今中国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基本背景。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