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全球PE北京论坛”于2013年12月1日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召开。搜狐财经全程直播本次论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发表主旨演讲。
　　以下为宋晓梧演讲实录：
宋晓梧：非常荣幸应邀参加第五届PE全球论坛，按照邵秉仁会长的要求，我从宏观一点的视角谈谈个人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体会。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有16个大条目，下面有60个小条目，刚才吴敬琏老师说，有的同志数一数涉及300多项具体改革。我认为可以把这个重要的文件归纳为四句话。第一是问题导向的改革，第二是市场导向的改革，第三是全面深化的改革，第四是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改革。
　　先说问题导向的改革。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讲话中指出，这个文件是问题导向的。可以比较一下，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是一种理论体系的设计，理论性、逻辑性比较强。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同时分析了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子体系，有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有开放竞争的市场体系，有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有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还有保基本、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并不着力追求体系的完整，而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这五个大的方面，再加上党的建设等，主要是从五个大方面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问题出发来写的。至于这五大方面各自的体系结构以及这五方面相互间内在的关系，并不是文件讨论的重点。例如社会领域，并不着重论述社会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是什么理论体系，而是分别讲教育、就业、分配、保障等具体问题，有的问题目前解决条件比较成熟了，就讲的具体一点，有的问题目前还难以解决到位，就讲的原则一些。可以说是坚持了问题导向的改革。
　　当然，问题导向的改革不能够要求我们的主流媒体天天揭露问题、讨论问题。你要看主流媒体，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主要是总结和歌颂这35年来的成绩。改革的成绩举世瞩目，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作为我们这样的论坛，作为研究改革的学者和从事改革工作的人，脑子里一定要有问题导向这根弦：这是问题导向的改革。什么意思？就是35年来，尽管我们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刚才祁斌主任也展示了一些图表，多少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我可以补充一下，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种中国的产量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GDP增长很快，名副其实地创造了世界奇迹。同时我们应该冷静地看到，现在为什么要深化改革，是因为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已经使前阶段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要转变发展方式，根本问题在于改革。如果看不到这一点，那就会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理解产生一些偏差，改革有那么迫切吗？用得着壮士断腕吗？用得着综合协调去推动吗？各部门按照已经设计好的改革框架自己去搞不就行了吗？所以，对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应该有充分的认识。
　　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刚才吴敬琏老师和祁斌同志也提到了一些，他们主要是讲经济问题，实际上我们面临的问题不仅是经济方面的，社会方面的问题、生态方面的问题都非常严重。除了经济结构严重扭曲、资源能源约束加大之外，我们的社会结构严重滞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群体性事件增加。至于生态，雾霾已经让京津冀深受其害，现在东北、江浙也时常被笼盖，水污染、土地污染都不是短期可以治理好的。这些问题，还有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治，甚至越演越烈，大大影响了政府在群众中的信任度。有些问题是空前的挑战，有些问题是到了临界点。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问题导向的改革是有针对性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再说市场导向的改革。正是由于我们面临这么多问题，近些年来，对中国下一步前进的方向有了很大的分歧意见和激烈争论。我们面临的诸多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以什么为准则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成为经济理论、社会理论包括政治理论全方位的一场大辩论。有些人认为这些问题之所以产生，主要因为搞了私有化、搞了市场化。比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30多年来，人均储蓄增长了1600多倍，但是只讲人均不行，大多数农民工、普通劳动群众能分得多少“人均”，可以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是非常扭曲的，现在国内居民消费在35%左右，比国际上低近一倍，发达国家是70%、80%的消费。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高速增长，是因为有国际贸易支撑，我们大量的生产能力可以出口。国际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不幸的是确实发生了变化，2008年以及近年来美国的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一发生，国际订单大大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十分突出地摆在我们面前。
　　包括产能过剩、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这些问题，是回归到计划经济，主要靠政府管制和审批来解决呢？还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来解决？这是一场非常大的争论。我个人认为这场争论还远没有因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而结束，如果展开这个争论，不是今天要讲的主题。我想说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从中央高层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就是要坚持市场导向的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言而兴邦”的结论。应该说这一改革方向来之不易，它是我们自己经过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大跃进这样反反复复经验的总结，也是其他搞计划经济的国家，苏东国家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探索，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创举。30多年在人类文明史中只是很短暂的瞬间，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宣布这一探索就已经功成名就了，我们还面临着很多问题，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但这不是向后倒退的理由，恰恰相反，应该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进一步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明确的。
　　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当前最主要的是如何理顺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连续进行了三、四年的跟踪调查，搞了论证会，也出了研究成果。我们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起步阶段，远不完善。刚才王忠民同志讲中国已经处于后市场化阶段，这话要看怎么理解，如果比照后工业化一词的含义解释，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市场化已经很成熟了，才能叫进入后市场化阶段。我们的市场化已经很成熟了吗？这个提法值得商榷。比如说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我们刚起步吧？土地的市场化，还有跟PE直接相关的金融资本的市场化，劳动力的市场化，这三大要素的市场化都远远不够。就说PE，是不是刚处在起步阶段？土地的市场化这次三中全会上有很多明确的提法，方向是要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刚刚起步。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方面，城乡行政隔绝、垄断行业行政隔绝，公共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这种行政隔绝，仍然是存在的。要打破这些行政性分割，绝非一日之功。
　　在这种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十分紧迫。而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仅是中央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更重要的是，现在面临的实际问题是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清。现在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倾向非常严重，地方在那里经营土地，在那里组织各类融资机构，在那里下达招商引资的指标、下达GDP增长指标，层层考核干部，把这些指标落实到各种社会团体，甚至民主党派，把所有党政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都变成经济组织去努力增长GDP。GDP是增长了，但是我们的社会结构被严重扭曲了，我们各种社会组织的职能也被严重扭曲了。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坚决扭转的关节点。地方政府也是政府，不应当也不能够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地方同样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的决定提出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理论上是一大进步，指明了改革的方向，但要具体落实下来，我想还是很困难的。不要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起基础性作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十多年了，现在实际情况是基础性作用并没发挥出来，可见要落实这一提法还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提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时，紧接着提到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我理解，这不仅是说政府要搞好公共服务、严格市场监管等去弥补市场失灵，而且意味着政府还肩负着进一步培育市场的责任。对要素市场的各类行政性分割，就需要政府来逐步打破，减少或下放审批权限，也需要政府职能转变。不能把发挥政府的作用狭隘理解为对市场必要的行政干预。
　　第三，关于全面推进的改革。我们看到在文件中是按照五大方面，五位一体提出来各项改革的。实际上许多问题是互相交叉、互相融合的，在现实生活中它是统一的整体，你很难把它分得很清楚，说这个就是经济问题，那个就是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所以必须同步、综合推进。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在打破计划经济坚冰时需要寻找一个突破口的话，那么现在已经到了纵深发展、整体推进的阶段。，30年前的突破口在哪里？就是国有企业改革，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但突破口打开以后，就是综合协调、统筹推进的问题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很多研究单位要给中央提建议，都在那里讨论，说过去长期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环节，现在以什么改革为突破口？讨论来讨论去，意见分歧非常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有多少经济学家就有多少个突破口。每个经济家的侧重点不一样，研究分配的说收入分配应当作为突破口，研究行政体制的说政府职能转变应当作为突破口，研究财政税收的说财税体制应当作为突破口，各位都有自己的理由，都认为自己研究的问题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实际情况是现在改革步入深水区，已经进入了纵深推进的阶段，找一个突破口确实很难，如果需要一个主线和方向的话，很明确，那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可以贯穿到方方面面。要解决产能过剩，没有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吗？究竟是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还是主要依靠市场调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中央政府下了多大力气，而地方政府呢？竞相争着上项目。相反，电视机这些年来没有行政控制，问题反而没这么严重。仅以产能过剩为例，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是地方政府相互攀比，以零地价、税收减免等等优惠政策极大地扭曲了企业竞争环境。这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吗？干部考核就考核他的GDP，那就不是经济问题了，变成干部考核问题了。
　　再有，文件中社会领域里一个大的方面是就业，但促进就业、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国际贸易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四大目标吗？再说分配，分配是社会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马克思讲，经济循环包括四个基本的环节，就是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分配不是经济运行中核心问题之一吗？所以很难把经济与社会问题分开。又如文件中提到要进一步完善集体协商机制，维护劳动者权益，而开展集体协商不仅要明确工会的职能，还要赋予雇主结社和谈判的权力，谈不成，工人有没有罢工权？雇主有没有关厂权？这些问题涉及政治体制，也不是单纯的社会管理问题。进一步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须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很难把市场秩序与法制环境分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适应了我们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改革共同配套、共同推进的客观要求。改革进展到今天，已经不是当年找一个突破口的时候了，但是主攻方向、发展方向要明确。
　　全面深化的改革不是哪一个部门去推动就行了，它涉及方方面面，也不能单靠经济部门去推动。但是也要看到，我们仍然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这是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总结讲话里说的，仍然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搞好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生态的配套改革。这也符合中国当前整个发展和改革的需要。
　　第四、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推进改革。我们已经迈过了突破口，处在全面推进、全面深化的阶段，是不是还能摸着石头过河呢？几年前就有人提出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前一阶段，学术界、理论界也有争论，说你摸着石头过河，摸着摸着有的时候摸过瘾了，不想过河了，觉得现有体制挺好，现有体制下经济发展也很快，政府起主导作用，经济发展也挺好。一些人反对，说你摸着石头不想过河，停留在现有体制下是非常危险的，你想把市场的优点和计划的优点结合起来，但是你也很可能是把市场的缺点和计划的缺点结合起来了，那就很危险。比如像政府主导，特别是地方政府主导下的资源配置提供了极大的钱权交易空间，体制性腐败很难解决。面对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的行为要规范，深化全面配套改革又不是哪一个部门能解决的，就必须要有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是指中央一级统筹规划发展、全面推进改革，不是某个部门、某个地方，甚至解决某个具体问题的所谓“顶层设计”。也有的人反对顶层设计，认为那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似乎改革只能是基层探索、各个突破。按照习总书记讲话精神，认为摸着石头过河过时了，认为顶层设计是计划经济思维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改革的协同性和系统性，这就需要顶层设计，而基层群众的探索，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仍然有很强的生命力。
　十八大前后，原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老同志，当然还有许多学者以及社会各方面，针对改革有些部门化，而且部门利益化，部门利益还要法制化，针对这些问题提了一些建议，认为十多年前把体改委撤销、体改办撤销看来是有点早了。根据实际情况，改革仍然需要设立一个超脱部门利益、超脱地方利益的从事顶层设计的机构。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设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们期待着明确领导小组究竟怎么工作，是不是要设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是不是设在党中央，和国务院什么关系，具体工作怎么落实？ 
　　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问题导向的改革，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坚持全面深化推进改革，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推进改革，可以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上，取得更大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