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互联网金融全球峰会北大论坛于2016年4月19-21日在北京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石小敏出席并发表演讲。演讲实录如下：

    我今年已经66岁了，已经步入老年了，早就跟不上新事物了，能被邀请参加这个会我感到很荣幸。我是北大77级经济系的毕业生，每次来北大仍然有亲切感。这次会议主持人说你讲讲宏观经济和改革，我只能谈点个人的看法。全球的经济，最近流行两个词，一个是刚刚的耶伦讲话用了11个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一个词。经济学家陶中用了一个词，他是2016年如果非用一个词刻画经济的话，他说叫无常，这两个词有相同的含义。我们2014年中国进入新常态，但现在看来下行还在继续，各种不确定性的事件常常出乎意料在发生，比如说去年的股市暴跌。中国经济实际上成了全球经济，在全球人士来看重要经济已经成了全球经济最难预料的、最不确定的。
　　中国经济怎么了？我说中国经济其实如果简单的改革，从表面上来看就是债务风险拖累了中国经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现在根据各种国内外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债务，就讲实实在在的，每天需要在资本和财务中做安排的，大数应该在150万亿到170万亿之间，相当于GDP的250%左右。这个数量大致已经超过日本的债务。
　　从2008年以后全球的总债务大概增长了50%到60%，大数是增加了50万亿到60万亿美元。我看到一个资料，中国经济的债务增长了4倍左右。为什么这样说？因为2009年我们启动了投资来维持增长的战略，而且投资的80%以上是投向了国内的市场，为内需服务的。不算2015年，从2008年到2014年我们总共在4万亿政策的指引下，我们总共投资212万亿的投资总额，毛投资率高达70%以上，净投资率在50%以上。远远超过一般的发达经济体，高出一倍以上。也远远超出此前的我们2003年到2008年黄金发展阶段的投资。我们用于内需投资额是我们内需自身成长的5倍到6倍，内需就是国内消费在2008年到2014年，这六年增长了1.1倍，可是投资额用于为内需服务的增长的5倍到6倍。使我们的投资的效益大幅度的下降，截止到2014年投资的投入产出的效益下滑了七成以上。而这里大约有一半是在我们现在的去产能的领域，比如钢材水泥、设备制造和房地产开发。另一半略多一点，是用于城市化的基础建设和各种各样的政府融资平台所做的政绩工程。投资效益最差的是后面这一块，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地方债，所谓的地方融资平台。
　　从2014年以后新常态的提法实际上是一个委婉的说法，是要跟这种投资模式告别。然后财政部启动了所谓的转换债，去年发了3.2万亿的转换债，今年准备发5万亿，用此来维持，使他们免去继续借高利贷。但是对于非政府这块真正的企业，包括一些大的国有公司，他们的债务怎么办？他们其中有一些也是债务很多，为了使这个债务破解，最近也在研究突破银行法，把银行的贷款转成对这些企业的持股，专门研究。比如我所知道的个别很差的公司正在尝试做这件事。
　　债务的风险，通常领导人说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实际上就是这件事。现在央行不得不在经济下行当中维持货币，其中很大一块是跟延续债务、维持债务联系在一起的。从2014年6月以后，央行的基础货币基本上跟美元，而央行发行的各种便利贷款和基础货币，越来越大的部分实际上是跟上述的债务链条的维持和运转，赌漏，防止破裂联系在一块的。这就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给了国际的分析家和投资者一个信号，就是人民币面对着越来越大的贬值逾期。现在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各种各样的矛盾，越来越多的从表面上集中的汇聚到一个点上，这就是人民币的汇率。最近几个月在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讲法。当然反过来中国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它的下行速度过快，反过来对全球经济也是很大的冲击。
　　2014年10月，油价从100美元掉到50美元，其首要的因素就是中国经济疲软已经成为一个事实。
　　那么面对这个经济，怎么办？我们曾经想用各种调整的办法来解决，甚至一两年前领导人对一些新的经济，比如万众创新，比如互联网+，抱有很大的期待，希望它们能快速的发展，来挑起中国经济。现在证明这种期待是好的，但是并不现实。互联网是带着一种新理念和新技术走上舞台的，但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30几年来证明一点，在中国大道理是理念，中道理是制度，或者叫体制，小道理是政策和技术。大道理管着中道理，中道理管着小道理，大道理往往比中道理要高一个数量级，中道理和小道理也是这样的。所以当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是理念、体制、政策、技术一起提出来的，理念，不要拿计划和市场来区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就是理念。制度，开放的制度，开发区，各种各样的开发区、特区，向全国普及，但核心是打破垄断、促进竞争。
　　所以当互联网带着新理念和新技术来，在中国遇到的不是传统的产业，而是旧的体制、传统的体制的时候，那它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它夹着这块风险连不起来，除非它在边缘上，在传统的空白的地方，不做的地方我做，要是他也做你也做的时候，按照传统的制度走，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那么领导人很希望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环节当前的经济风险，也说了很多的话。但是三年多来我们看到的很多改革落不下来，比如说从理念层面说法不禁止的即可行，叫负面清单，迟迟拿不出来。比如说自贸区发挥多大的影响，比如跟互联网相关联的像出租车条例，1998年传统的条例比较废了，可是新的像专车这些管理条例迟迟出不来。好像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政治问题，经济这块推不起来，一个新的事物跟传统的理念和体制利益，甚至管理技术有太大的不相融性。但是有没有可能在领导人的支持下，向互联网加，或者加互联网这些新的事物，率先能在自身的发展领域里面有一些体制上的创新呢？这个是一种新的改革的方式和路径，有没有可能呢？除了生活中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东西，能不能在这方面也做一点呢？我感觉并非一点没有可能。
　　中国的改革30几年的证明，每次真正的大的突破和大的前进，都是在改。危机作为第一动力，在危机的推动下产生的。伟大的领导人，比如像邓小平他是在危机和压力下选择了新的方向和新的路径，这是他的本事。但是都得有大的压力和大的危机。中国目前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感受大了很大的压力，很大的风险，其实本身也正在酝酿当中。需要从改革进行突破，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要素也在逐渐的聚集起来。
　　中国人早就说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大的问题，特别是方向和路径的问题，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灵，怎么使新办法灵起来？我们这些新的产业在自身发展中，其实也还有着率先进行制度创新的任务，跟我们有远见的领导人、开明的官员，具有勇气担当智慧和任性的企业界人士一块来做这件事，我们期待着这些新的企业会在简短的条件下继续有好的表现和长足的发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