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开始，从设立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再到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最高水平开放形态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中国自由经济区的发展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

　　中国自由经济区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及对外开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以概括为“2345”：中国22家自贸试验区吸引的投资和贡献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20%左右;各类工业园区对GDP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23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占比40%左右;各类工业园区对工业产出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

　　在当前世界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大趋势下，转型成为自由经济区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自由经济区面临的三大转型趋势

　　首先，由吸引外资为主向自由贸易为主转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实施某些特殊政策吸引外资。今天，中国已设立了开放度更高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进程。例如，海南自由贸易港在3.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上实施高水平开放政策，这对全球自由区是一次重要突破。2025年底前封关运作，将标志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始全面实质性运作，并将在促进全球及区域自由贸易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其次，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型。以深圳为例。改革开放之初，深圳经济特区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深圳逐步以科技创新为重点、以服务业为主，成为全球知名创新城市。2023年，深圳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8%，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88.6%，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20%。

　　第三，由商品和要素流动的开放窗口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型。当前，制度型开放成为中国高水平开放的重点。中央政策要求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规则、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则等开放探索。海南自由贸易港将主动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努力打造制度型开放新前沿。

　　中国自由经济区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为自由经济区转型发展提供巨大市场空间。一方面，科技结构变革蕴藏巨大的市场需求与融资需求。比如，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2.8%，估计未来10年这一比重将上升到70%以上。这将带来以数字经济为重点的融资需求大市场。另一方面，消费结构变革蕴藏巨大融资需求与市场。初步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水平占消费支出水平的比重有望从2023年的45%提升到50%以上，由此将形成数万亿元的新增市场消费规模。

　　中国自由经济区转型面临着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挑战。中国自由经济区的融资问题与国际形势紧密相连。目前，中国和全球大部分地区普遍面临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个挑战，对中国等大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以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问题为例。虽然目前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很大，但出口额只占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总量的12.7%。相比较下，德国的汽车出口量占生产总量比重达到80%，美国达到70%，日本达到66%。更何况，新能源汽车是符合产业革命、消费升级、科技变革的产物。利用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限制中国相关产业发展，这将阻碍自由贸易与科技创新进步的进程。

　　再以数字经济为例。2023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不足美国的50%，仍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可是，一些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采取大量的单边主义限制措施，这将对全球数字贸易与科技变革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以加强各国自由区合作推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

　　全球自由贸易发展面临新形势。在全球强化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严峻挑战下，发展与冲突成为全球面临着的突出矛盾。对全球自由区而言，更多的还是挑战大于机遇。在这个背景下，建议迪拜自由区和全球自由区组织更多关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形势。对中国而言，吸引投资仍然是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面临的重要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要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进程。

　　在更大市场中加强合作交流，促进自由贸易进程。2022年至2023年，在迪拜的中国企业增长了41%;仅在2024年上半年，就有742家新的中国企业加入，活跃的中国企业总数超过5400家。

　　中国积极推动RCEP区域合作。面对全球自由贸易新形势，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地缘经济割裂等突出挑战，如果能把这些自由区联结在一起，加强交流合作，将在促进全球自由贸易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由区也将由此在新的经济全球化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