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79年参与改革，整整走过了40年的改革历程。这可以说是我一生的事业，至今初心不改。

一、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

我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参与的第一个课题研究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

计划经济制度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 （1）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在听取各方面意见基础上，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提出了五大改革原则：一是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调节为主，注意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二是把单纯的行政管理经济的办法，改为经济办法与行政办法相结合，以经济办法为主，保持必要的行政手段；三是把企业从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改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扩大企经营管理自主极；四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从有利于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出发，划分中央部门与地方的权限，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五是正确处理政治思想教育与物质利益的关系，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倡照顾全局利益，发扬共产主义风格。

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

1980年体制改革研究小组改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由薛暮桥当顾问，廖季立主持。

二、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总理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中国改革的市场取向得以确立。

三、价格双轨制的决策过程

农村承包，企业改革，都讲利益了。有利就干，无利不干。价格问题就越来越突出了。由于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价格太低，加工工业品价格太高，结果基础工业越来越跟不上加工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开了很多次会议，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小调解决不了问题，大调经济承受不了。

1984年3月，由《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等单位筹备发起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代表人选按论文水平确定。从1300篇论文中确定会议代表124人。会议筹备工作由张钢等人负责。张钢找王岐山商量，王岐山说：“徐景安了解情况，找他参加。”张钢找到我，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1984年9月3日到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了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由于地点是莫干山，也叫“莫干山会议”。会议分七个组，第一组就是价格组。我一直在这个组，田源是价格中心出来的，主张“调”；张维迎是按论文选来的，则主张“放”。华生是研究生院的，他提出“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的思路。当时，吵得热火朝天。

我为会议撰写了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考虑到由国家计划供应和统一分配的能源、原材料比重太大，煤炭占50%、钢材占70%，建议采取调放结合、以放为主的方针，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所需的原料也由计划价改为市场价；随着一个个行业的放开，统配煤、钢材的比重就会缩小，这时较大幅度地提高能源、原材料价格就不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很大冲击。一个个行业的放开，就会出现统配内的计划价与自销的市场价，应配套建立物资市场。这份报告写出来后，我兴奋不已，在杭州西湖边散步时对张钢他们说：“金苹果已长出来了！”果然，报告送上去，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总理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就是我国价格改革实行双轨制的由来。

一种物资两种价格，市场价高于计划价，分配比例逐步缩小，市场份额逐步扩大。价格双轨制，将价格改革的大系统，化为一个个可以操作的小系统，避免了大风险。更具有深刻意义的是，不仅纠正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而且打破了僵硬的价格管理制度，还带动了计划、物资体制的改革。这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奠定了我国商品经济制度的基础。至1986年底，国家计委下达的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从120种减到60种，国家统配物资从256种减到26种。实行浮动价和市场价的比重，农副产品占65%，工业消费品占55%，生产资料占40%。后来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走双轨制道路。所有改革几乎都从试点起步，再一步步推广。

四、住房制度改革的决策过程

我国城市住房制度一直采取国家包下来的办法，由国家投资建房，再无偿分配给职工。当时，全国城镇公有住宅9亿多平米，实收租金1亿元，每平米租金0.11元，远不够管理、维修之用。为此，建设部房管局提出来，要将房租提高到每平方米0.54元。这同价格改革一样，面临同样的问题：提高房租，涨不涨工资？

1984年5月我在《试论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一文中提出：“现行的住房政策必须代之住宅商品化，这是解决住宅问题的惟一出路。”具体做法是“变住房无偿分配为补贴出售、优价出售和全价出售”，“变低房租为半价、全价房租”，“公有住宅折价出售”，“住宅建设产业化”。（2）1984年底和1985年初，我两次向国务院领导面议，提高房租不是为了弥补亏损，而是立足于把房子卖掉，即房租提高到使买房比租房合算。提高房租，职工可以买房，就不会有意见。如果得不到房子的所有权，房租提高一点，职工也不愿接受。住房制度改革还可以引导消费。当时，职工有钱就买彩电、冰箱，生产不出来，只得大量进口，而房子伸手向国家要，国家没有财力建房。住房制度改革后，职工有钱就先买房了，减轻了对进口消费品的压力。于是成立了国务院住房改革领导小组，我是小组的成员。

住房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两种意见，建设部房管局的意见是提高房租，我则主张卖房。住房在地方手里，住房改革自然由地方决策。形成青岛模式，提高房租，发放住宅券作为过渡；上海模式，小步快跑，逐步提高房租；深圳模式，提高房租，折价出售，一步到位。经过十多年的探索，殊途同归，最后都实行了住宅商品化。

还有一项就是土地制度改革。1982年宪法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这条规定看上去是保护国有土地、保护国家利益，但由于国有土地不得出租、也不准以任何形式转让，结果被无偿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给国家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土地制度改革是深圳特区起步的。因为建设急需资金，就开创了有偿使用土地的先例。1987年5月深圳借鉴香港模式，制定了《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采取协议、招标、拍卖的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

1992年5月13日，我在深圳召开的第三期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长研讨班上说：“城市调节经济的手段主要有三个：第一是土地规划；第二是人口规划；第三是产业规划。而土地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如果我们的城市注意到了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管住了大问题。”“我们很多城市为什么总是破破烂烂？原因就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于是就多办工厂、多建商店，好收税利。结果企业办了一大堆，还是没有钱搞城市建设，城市还是破破烂烂。如果我们把土地作为重要财源，就可以实现良性循环。我们从土地获得收益，搞城市基础设使建设，就可以吸引大家投资办厂盖房，地价上涨，再拿去搞城市建设。这样就形成了良性循环。”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大批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靠什么？就是土地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

五、股份制试点与股票市场的兴起

企业改革怎么搞，一直是争论的一个焦点。一种是搞承包，政府同一家家企业谈承包基数。一种是利改税，一刀切下去，企业接受不了，再来一个调节税，企业没有什么积极性。一种是股份制。我是主张搞股份制的。但争论非常激烈。

1986年9月3日我写了《股份制：我国经济改革的新探索》一文：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1986年11月26日将这篇文章，以《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改革的重点》、《股份制将促进国家管理职能的改善》为题发表。

1987年底应李灏书记之邀，我毫不犹豫地离开北京，去深圳就任体改委主任。在我的主持下，企业处的张云东起草了《深圳特区股份有限公司条例》。据此，对股份公司进行规范，并先后将17家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公司，除原深发展外，将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4家改组为上市公司。

搞市场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资本和土地作为不可缺的生产要素，必须建立相应的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深圳人觉悟比较早，成立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展开研究。后来由李灏同志拍板于1990年12月1日设立了深圳证券交易所，我是副理事长。然而，几经风雨，差一点被关闭。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于1992年来到深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办法。”（3）

六、产权转让、企业破产的改革试验

企业是一种生产经营单位，总有办得好、办得差的。好的应该发展，差的就要淘汰，这似乎是常识。可是，我国的国有企业只生不死、永埀不朽！一大批企业生产能力闲置、严重亏损，不能向社会提供有效供给，但照发工资。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的重要原因。一到深圳，我就鼓吹要为企业办红白喜事，好企业就搞股份制、上市；差的企业就转让、破产。

1989年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产权转让暂行规定》。我的创造有两条：一是成立产权转让办公室，设在体改委市场处，负责产权转让的实施和审核；二是实施强制产权转让，对长期不能清偿债务、经营状况很差的企业，提出建议报批后实施。1992年又以市体改委名义下发了《在市属国营企业中“消灭企业亏损，消灭亏损企业”的通知》，提出企业连续三年经营亏损的，实行强制破产或产权转让。总之，你不消灭亏损，就消灭你。你不能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消耗的是国有的资产啊！到1993年共有65户企业实行整体产权转让，转让资产总额达2.6亿元。1993年２月, 成立深圳市产权交易所，成为全国第一家产权交易机构。

1991年12月26日还起草了《深圳市国营企业强制依法破产实施办法》。这又是我的创造，破产一般是由债权人或债务人申请的，而“本办法所称的强制依法破产，是指对达到法定破产界限、确已无法挽救而债权人和债务人仍不申请破产的企业，由政府和有关部门強制其依法进行破产。”文件规定下列企业实行强制破产：1、连续三年发生较大数额的经营性亏损，或亏损年度不足三年但亏损数额巨大，到期债务超过企业实际资产一倍以上的；2、已停止经营或基本停止经营，确无可能清偿债务的；3、管理混乱，资不抵债，整顿无效的。上述情况，要是发生在私有企业，债权人和债务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早就申请破产了。可是国有企业就不同，不是亏自己，而是亏国家。强制破产，是政府履行资产所有者的职能，减少损失，并让所剩的资产通过破产处理，重新创造价值。但这项改革阻力大、难度大，又麻烦、又得罪人，谁也不愿插手，法院也不接受。后来，多次协调，接受了，但资产的清理工作没有人做，只得我们派人去。唉，谁让我们搞那么多国有企业，自找麻烦啊！费了老劲，1992年1家国营企业实施破产，2家外资企业和1家外资银行破产处理。

七、国有企业管理架构、企业制度改革

1987年8月17日我与周少华合写了一篇题为《利税分离，划分产权，三权分立，重塑国家经济管理格局》的文章，指出：必须改造传统公有制，重新塑造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为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框架和基础。

改革的思路是通过划分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国有资产的经营权与企业生产经营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体系和经营机制，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增值和收益的扩大。为此，须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格局，将国家的资产管理职能与社会管理职能分开，在此基础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职责范围，然后按照各自的产权建立国有资产的管理经营体系。

该文具有创见意义的是提出组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建议，有权变卖、出租下属企业资产，也可折股出售。当时全国有5000亿的国有固定资产是凝固僵化的，1/4的国营企业长期亏损不能改组，这就不得不依靠有限的增量来调节不合理的资产存量，死的拖住活的。这是传统体制下生产要素配置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也是传统体制引入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障碍所在。资产经营公司为实现资产增值，使必须淘汰的企业迅速实现生产要素的转移，使需要发展的企业迅速扩大规模，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与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使市场机制能真正发挥调节供求的作用。

深圳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作了探索，较早成立了投资管理公司，兼有资产管理与投资的职能。我来深圳后，于1988年5月起草了《深圳市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建议成立市国有资产管理局，对全市国有资产行使管理权。分解投资管理公司职能，资产管理职能收归资产管理局，投资职能由投资公司承担，将现有的集团（总）公司改组为资产经营公司。投资公司与资产经营公司成为国有资产的经营载体，承担资产增值的责任，拥有处置资产的权力。1992年深圳成立国资委。1996年市属国有企业分别由建设控股、商贸控股与投资管理公司经营管理。2004年，改由国资委直接管理23家大型国有企业，成立投资控股公司管理需要改制的国有企业。

我国企业一直按照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外资。在国际贸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山西某贸易公司欠德国某公司的钱，由于找不到山西这家公司，德国公司就把海南某远洋公司的船扣了。理由是这两家公司都是全民所有制。我在1990年写的《深圳股市的深层思考和完善对策》中指出：“国营企业责任界定不清，缺乏承担风险的能力，在对外交往中，实际上由政府承担最终的责任与风险，国营企业制度难以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采取国际通行的股份制形式，把国营企业改造成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我在全国体改工作会议上，建议按所有制划分为全民、集体、外资、私营的企业制度，改为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1993年制订的《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要点》中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建立产权关系明晰、财产责任清楚的现代企业制度。为此，必须将目前按企业所有制形式建立的企业制度，逐步改为新型的规范化的企业制度，即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合作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

八、制定社会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1987年考察新加坡，用人单位与员工都按一定比例交纳，建立公积金，用于养老、住房。这给了我很大启发。1989年由体改委牵头，劳动、卫生、计划、财政、市总工会、市人民保险公司参加组成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工作小组，讨论方案。我任组长，提出一个思路，参照但不照搬新加坡经验，按工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个人帐户与共济帐户，当个人帐户不足支取时，由共济帐户补充，以弥补工资少或发生大病时抗风险能力弱的缺陷。此后，由体改委副主任陈道贻主持，市场处副处长杨建和主笔，市场处陈坚定作测算，经集体讨论，历时三年，于1992年拿出《深圳市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深圳市常委会先后讨论7次，终获通过颁布实行。这是我国最早制定的社会保险制度综合改革方案，由职工与用人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建立社会保险金，分立个人专户与共济基金，用于养老、医疗及住房。后来，这项改革推向全国。

九、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40年改革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转折，邓小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出发，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执政理念由政治第一，转向发展第一，从而实行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发展成为政府、社会、民众的共识，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改善。但同时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领域产生诸多问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意味着核心理念和价值目标的转变。打土豪分田地，建立新中国是革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政治挂帅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发展第一的时代。那么，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有什么新含义呢？

十九大报告将为人民谋幸福、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初心、使命和目标，这就是党的执政理念从发展第一转向幸福第一，发展为目标转向幸福为目标。这是历史的新转折。

当前，提高民众幸福感的最直接、最迫切的，就是实现共享，即经济成果公平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这就要改变长期以来，重发展、轻分配；重建设、轻民生的倾向。中国问题的症结在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从而内需不足，经济下滑；社会矛盾激化，影响稳定；民心不满，质疑政治；道德失效，风气恶化；无视环保，破坏生态。所以，必须把分配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尤其是管好全国民众的钱袋子，真正实行公开透明，民众参与，专家质询，與论监督。特朗普大打贸易战，正是改善民生、扩大内需的好时机。中国厐大的国内市场，本来就不应过度依赖出口，而是以内需为主。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就是融入全球现代化的潮流。我们是受益者，同时也身受其害。对出现的越来越烈的反全球现代化潮流需要反思。全球现代化是以GDP为目标，以财富为尺度，以消费为追求，这导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超过了地球资源的承载力与自然生态的承载力。全球总人口64亿，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对地球资源的使用己超出地球承载力的25%。中国在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达到现代化的基本水准的情况下，环境破环、贫富拉大，仅雾霾就弄得民不聊生，不得不停产停课，那么中国都现代化呢？

   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根本原因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是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2025年世界人口达到80亿,2050年将达到110亿，现在一个地球不夠用，将来80亿、110亿都向发达国家看齐，都像过发达国家人那样生活,要增加多少个地球呢？圣雄甘地一语道明：“地球上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但它无法满足每个人的贪婪”。

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就是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财富不是目的，只是为幸福提供基础和条件。人类需要一场理念革命，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为世界持续发展探索新路，为人类创造新文明，这才会赢得世界的尊重。这才是中国梦。

注释

注1：《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注2：《腾飞的构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1版第6、7、8页

注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