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 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动力正步入深刻转型的阶段，转型特征逐步明晰，突出表现为生产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消费由大宗化向多样化的转型，科技由引进为主向自主为主的转型。要扭转当前经济增长上行拉力和下行压力的胶着状态，需要对宏观调控政策作出必要的调整，着力加大对转型形成的经济增长动力发力，要加大市场力量的作用，加强政策总量的作用，强化预期管理的作用，以确保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促进经济稳定较快的增长。

　　生产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

　　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就超过了工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5.5%，工业增加值比重为45.4%，超出的虽然不多，但具有标志性意义。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了50%，达50.8%，随后持续上升，到2020年上升到54.5%。即使受2020年暴发的新冠疫情对服务业形成了较大冲击，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出现了一些起伏，但一直都保持在50%以上，这也说明了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服务业对生产的主导作用表现出了较强的韧性，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尽管会受到外界的冲击，但服务业对经济仍发挥着主导的作用。

　　国外一些国家的情况也能说明这一点，比如韩国人均GDP于1994年超过1万美元，服务业占GDP比重为49.2%，随后持续上升，尽管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1998年GDP下降5.1%，但服务业占GDP比重仍为52.2%，比上年仍上升1.4个百分点。

　　与其他产业相比，服务业单位具有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差异大的突出特点。2022年我国服务业法人单位数量为2737万个，比工业法人单位数量多2.6倍。粗略估计，每个服务业法人单位就业人员为12.6人，比工业要少15.1人。服务业单位分布在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而且服务业生产经营模式也多种多样。

　　生产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型，特别是服务业单位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差异大的特点，客观上对宏观政策的要求与其他产业对宏观政策的要求会有所不同，比如其存在大量的小规模的单位，就需要宏观政策更多的是要注重总量的管理，而不是点对点的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对宏观政策不仅提出了新要求，而且是更高的新要求。

　　消费由大宗化向多样化的转型

　　讲大宗化消费是指消费相对集中在少数大宗商品和服务上，而且对消费增长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种消费型式，比如在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前后，汽车成为大宗化消费的典型代表。在我国乘用车销售量达到峰值的2017年前十年，即2008-2017年乘用车销售量年平均增长15.1%，对消费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但2018年乘用车销售量增速明显放慢，2018-2022年乘用车销售量年平均下降2.9%，对消费增长的贡献明显减弱。实际上房地产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

　　消费出现由大宗化向多样化的转型，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满足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必然结果。从居民汽车拥有量大幅提高就可以看出这一现象，2023年年末我国平均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49.7辆，也即每两户就有一辆汽车。居民消费在必需品得到满足后必然向具有个性化、小众化的享受型、发展型、健康型变化，比如休闲旅游成为一部分人热衷的活动，再如骑自行车、唱歌、美术是另一些人的消费模式，这些消费不像衣食住行是每个人都向往的，难以形成所有居民集中某一品种的大规模消费，更突出地表现为消费品种的多样性，而每一品种的消费往往又分散在不同的群体。日本人均GDP于1981年超过1万美元，消费也于1980年前后出现了由大宗化向多样化的转型，由此看来消费的这一转型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消费由大宗化向多样化的转型，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求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多的是营造生产经营环境，包括充足的流动性、合理的融资成本、便利的市场准入等，而不是拘泥于对品种繁多的具体商品和服务的直接管理。

　　科技由引进为主向自主为主的转型

　　我国人均GDP于2019年超过1万美元，技术进步功不可没，正是由于技术进步才有劳动力、生产对象、生产工具的高效配置，生产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的能源、粮食，生产出满足人民需要的汽车、家电等，建造出满足居民居住的住宅、出行的交通等。在实现1万美元的进程中，技术进步更多的还是依靠技术进步的引进，但随着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我国技术进步与国际水平差距的逐步缩小，有些甚至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经济增长依靠自主技术进步为主的特征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紧迫。

　　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阶段也同样面临着这一转型。在此之前日本和韩国也是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为主推动经济增长，最突出的就是通过汽车生产技术的引进，武装国内产业，形成了批量生产能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随着国内技术水平的提高，逐步逼近国际先进水平，实现由引进技术为主向自主技术进步为主的转型就成为经济能所持续增长的关键，日本和韩国较好地实现了这一转型，着力推动自主先进技术，自主品牌汽车遍布全世界，同时也着重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成就了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奇迹，2022年日本人均GDP为34017美元，韩国为32423美元。

　　科技能否成功实现由引进为主向自主为主的转型，直接关系到经济能否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关键。顺利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宏观调控政策的作出相应的调整，要求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加聚焦支持自主科技进步。

　　面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型，宏观调控政策要提高有效性，需要作出必要的调整。在生产步入服务业主导、消费步入多样化、科技步入自主为主的发展阶段，这些变化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微观经济主体更趋多元化、小型化、创新型，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环境更加多元、多变、多体，对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更多地注重市场的力量、总量的作用和预期的管理。

　　一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经济形态的多元化、小型化、创新型，表现出生产商品和服务繁多，企业规模小变动大，创新意识强新事物多，宏观政策对某些方面的直接调控，不仅需要及时掌握大量的信息，而且还需要及时进行政策的安排，存在着政策出台之时，或许就是情况变化之日，不利于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面对这一变化的形势，要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力量，让微观主体更多地根据市场情况安排经营活动和创新活动。我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发明于东汉，火药发明于唐朝，指南针和印刷术发明于北宋，有研究表明这些朝代都是我国历史上市场力量发挥较大作用朝代。要充分相信市场力量在组织安排生产、引导未来发展、科技产业创新、资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二要进一步加强政策总量的作用。要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除了市场作用难以发挥的领域之外，就要尽可能少地对一些领域实施定向的支持政策，这实质上就是要更多地发挥总量政策的作用。过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采取定向政策，集中力量包括财力，办成了一些大事要事，但从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各方面的变化都提出了要发挥市场力量的作用。市场发挥作用的实质就是要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要尽可能少采取定向政策，更多地采用更能调动各个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总量政策。

　　三要进一步强化预期管理的作用。提高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确保政策措施指向前后的稳定、横向的统一;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坚持发布为常态、不发布为例外的信息发布原则;确保信息发布的规范性，要规范信息发布的时间和内容，特别是要做到常态信息发布时间的预告，内容前后的稳定;确保信息发布的全面客观，全面客观地向市场展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貌。政策措施的稳定性和统一性，信息的透明度和发布的规范、全面和客观，对引导良好的市场预期十分重要。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