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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艾: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重在 处理好“放的开”和“管得住”的关系

时间:2024-08-30 11:00

  8月28日,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艾应邀出席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以下简称“国创会”)“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座谈会”并作重点发言。赵艾就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谈了学习认识和体会。

  赵艾谈到,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论述在《决定》中篇幅大、分量重。《决定》15个部分60条,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就有六部分共24条。从第二部分到第七部分论述的都是经济体制改革。分别是:二、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5-7共三条;三、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8-12共5条;四、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13-15共3条;五、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16-19条共4条;六、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20-23条共4条;七、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24-28条共5条。如果把关于社会领域的改革,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的5条(42-46条)、关于生态领域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3条(47-49条)也包括在内,就有八个部分32条。占了整个《决定》15个部分条文60条的一半以上。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对整个改革发挥着重要的牵引作用。

  赵艾谈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的“牵引”作用有几点理解。一是影响和传导作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任何举措都会影响甚至决定其他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效果和作用也会不同程度的传导到其他方面的改革上。二是基础和动力作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就是经济制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础也是经济的治理。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的作用就是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也因此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推动力。三是“牛鼻子”作用。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越是千头万绪,就越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牵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就能重点带动全局,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

  赵艾谈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要发挥好“牵引”作用,重在处理好“放得活”又“管得住”的关系。经济体制经过40多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与新形势新要求相比,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如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理顺,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微观经济活力不强等。概括起来就是“活”得不够“管”得多。《决定》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放得活”又“管得住”,就是活而不乱,管而不死。我们多年的一个教训,就是一活就乱,一管就死。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从根本上分析,还是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存在问题。就是政府对市场行政性的、不规范的、随机的干预太多,没有像《决定》提到的“更好的发挥作用”。市场也没有真正发挥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所期望的有效的市场,无法有效。有为的政府,也没有很好地有为。两者没有很好结合。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对市场配置资源进行清单管理,清单上没有的市场可以尽情发挥。要用法律手段强制约束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彻彻底底由干预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这样就可以使“活”和“管”各司其职,各就其位,达到“活”而不乱、“管”而不死的良性运转和循环。

  赵艾谈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做到“放得活”,必须高度重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意义重大。《决定》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平等”“公平”“同等”“共同”等表述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上放在同等重要位置,不再提谁为主体,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当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既有国内外经济环境等外部因素影响,也有市场准入、产权保护、融资支持、要素保障等方面的现实障碍,非公有制经济自身也存在治理管理不规范、经营风险较大等问题。解决这些突出问题,一是在法治上,要健全平等保护的法治环境,从法律上切实保障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对侵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违法违规行为追责问责,也不妨“倒查”20年,对冤假错案及时平反并依法给予经济赔偿。二是在机制上,要把理论上的突破形成制度,在体制机制上确定下来,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善市场准入体系,一视同仁保障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从体制机制上真正营造出良好的非公有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和更多的发展机会。三是在政策上,完善竞争有序的政策措施,政策必须是以“暖心”为基调的善策、良策,而不能成为“寒心”为特征的劣策甚至恶策。四是在管理上,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合规建设、完善风险管理、强化内部监督和廉洁风险防控,实现治理规范和有效制衡。五是在服务上,政府部门要当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店小二”,统筹做好政策舆论、统计监测、常态化沟通交流等工作,持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完善多层次的沟通交流机制。

  国创会创始会长、学术委员会主席、原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主旨发言。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李毅等10多位专家做重点发言。座谈会由国创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主持。

  座谈会前,赵艾还会见国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博永,就进一步深化我会与国创会的合作交换意见,并代表我会对国创会乔迁办公新址表示祝贺。我会常务理事、科研部主任南储鑫,外联部副主任郝思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副总编刘学军等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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