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大国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对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的中国而言，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既是应对时代变革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中国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求变

　　中国为什么在当前时间节点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以从以下几个视角来理解：

　　第一，科技革命的发展。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从ChatGPT到Sora，人工智能正在推进众多产业领域的深刻变革，也在重新塑造创新的生态，形成新的生产力增长浪潮。中国能不能抓住这一次浪潮，是一个基本诉求。

　　第二，全球争夺科技制高点的竞争。新一轮科技革命空前激烈，改变了国家间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原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经过人工智能革命，发达国家凭借智能制造可以弥补劳动力成本的劣势，而且其掌握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所以这种相对位置也在发生变化。再加上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对华科技采取了更严厉的封锁举措，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借助人工智能芯片对中国进行打压，实际上是为了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先和优势地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一个重要背景。

　　第三，中国经济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2023年中国GDP增长率达5.2%，但是近两年GDP平均增长率只有4.1%，因为2022年增长率是3%，这与“十四五”时期5%-5.5%的潜在增长水平还存在缺口。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为5.3%，好于市场预期。但是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还不稳固，特别是中国正处在发展阶段的转型期，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减弱甚至可能转为“负贡献”，储蓄率高企也与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有关。长期来看资本的贡献率会下降，所以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一定要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四，培育新动能显得更为紧迫。过去房地产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很明显，2021年商品房销售额达到18.2万亿(人民币，下同)的历史峰值，而2023年下降至11.6万亿，两者之间有6.6万亿缺口，这是总需求的缺口。虽然现在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增长非常迅猛，但是短期内要填补6.6万亿的缺口很难，所以必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过去依靠要素驱动和债务扩张的传统增长模式，因现在受到宏观杠杆率宽松和债务风险上升的制约已经难以为继。此外，新质生产力的一个最重要指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现在这个任务也非常艰巨。以美国为参照，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差不多相当于美国的40%，日本和韩国差不多是60%。如果中国要达到日韩的水平，每年全要素生产率要增长2.7%，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要达到50%以上，这个要求非常高。所以中国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来推动经济高速发展，这种主动求变的做法是赢得新的国际竞争的战略性选择。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发展非常迅猛，研究与试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投入连续7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远高于GDP增速;2023年R&D投入强度达到2.64%，超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科技由此取得了一系列战略性成果，比如高端芯片虽然遭到了外部“卡脖子”，但还是取得了进展，重型燃气轮机、商业大客机、大型游轮等领域也接连实现重大技术突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WIPO)对中国的排名，2022年是第11位，2023年第12位。在世界排名前30位的经济体中，中国是唯一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但是我们也有短板弱项，主要表现是原创能力不强、原创成果偏少，这主要受制于基础研究相对薄弱。过去可以购买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但是现在外部环境变了，不可能重复过去的模式。过去中国R&D的比重一直比较低，2020年占GDP的比重仅为6.32%，而OECD国家平均水平大概为15%-25%左右，基础研究是中国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导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此，中国要从过去的跟随性创新模式转向在部分领域引领性创新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再通过适应性改造和再创新，来缩小自身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个过程也被称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过去依靠这种模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功之处在终端产品领域，比如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发电机组、高铁成套设备和技术、5G通信设备等均具备国际竞争力。但是，承载关键核心技术的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等这些中间品，仍面临着被“卡脖子”的风险。所以中国必须转向在这些领域引领性创新，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改变不了被“卡脖子”的被动局面。

　　新能源汽车的异军突起，说明中国在部分领域完全可以实现领先。德国是老牌汽车制造大国，现在大众集团反向并购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地平线。大众与地平线的合作，背后的原因在于中国新能源汽车在电驱动、电池、电控“三电”技术上领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领先，中国才有谈判地位。以前是市场换技术，以后要技术换技术，甚至拿技术换市场，这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关键。想实现这种突破，要从过去的集成创新转向原始创新，而转向原始创新需要加强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通过基础研究来实现带动更多引领性的原创成果和战略性技术的突破。中国加强技术研究具备现实条件，中国的大学教育系统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每年毕业的STEM(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专业的学生达500万，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个能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科技创新与

　　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只有创新但不能转化为产业化成果，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们既要有0到1的原创，1到10的应用研究，也要有10到100的科技成果转化，100到N的大规模产业化。从概念设计、技术研发，到中试，再到产品，需要全链条的创新。中国最有这个条件，因为我们市场规模大、产业体系完备，为科技创新延伸到产业创新创造了条件，同时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也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业务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现在，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新能源、新材料、高端电力、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在中国制造业所占的份额逐年上升。

　　当然，发展新兴产业绝不是要放弃传统产业，传统产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本盘。如何提升传统产业，要靠数字化转型、智能化改造，中国智能制造单元、智能产线、智能车间发展非常迅猛。金融是催化剂、粘合剂，要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必须有金融的支持。中国内地金融体系是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一个特点是科技创新的风险匹配和融资需求不完全对应，商业银行追求稳定的现金流收益，而创新是有风险的，商业银行习惯于做大项目、与大企业合作，因为风险小、成本低，而科技创新需要持续地投入资金;商业银行贷款是需要抵押的，但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获取商业贷款存在困难。这种金融体系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甚至天使投资基金。如何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如何培育对科技企业和项目的融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香港能够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香港基础研究国际领先，培养了大量基础研究和科技人才;另一方面，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拥有高度开放的金融环境、发达的资本市场体系，可以帮助内地科创企业到香港融资，发挥科技型企业融资的枢纽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