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索洛比较大的贡献在于，他对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动态化处理。生产函数就是看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和产出，微分求导以后变成一个动态模型。
具体来说，索洛模型的第一个贡献在于，提出了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概念，也就是索洛残差。
增长模型实际上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索洛残差。在每年国民经济的核算中，除了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以外，往往会发现多出一部分，开始时将其称为“经济核算的残差”，后来统计上把它叫做余值，即多余的部分，因为不知道这一部分的来源。后来许多国家都有这一部分，芝加哥学派认为这一部分一般是由于劳动力素质提高，技术创新、装备技术水平提高，工艺提高等等产生的，最后导致没有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产出增加了，后来就把它叫做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十九大上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是什么呢?如果用数字表达的话，就是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总产出是100%，结果比如说多出来3%，那么全要素生产率就是103%;多出来5%，全要素生产率就是105%;如果是98%，就是说全要素生产率是负的。因为将劳动和资本对数处理并相加为100%，所以全要素生产率一般是一百多，它除以去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第二个贡献在于，它假定劳动和资本是两个变量。
斯密当时的增长理论里有劳动、资本和土地，工资是劳动的产出，利润是资本的产出，地租是土地的产出，三个加起来就是国民产出。也就是说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是一个古典经济学的理论。
我觉得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贡献就是剔除了土地要素，其原因有两点：一是一国的绝大部分土地是用于农业，但农业增加值比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越来越小。比如说原来农业增加值比例最高可能达百分之七八十，之后一直下降，到现在发达国家农业增加值占国民产出的比例可能为1%、2%。特别是每年土地投入带来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如果不去扩张，不去侵略，那么投入使用的土地开发成熟后，土地的投入量就是固定的。在模型中，土地要素不是一条从左向右倾斜的曲线，只有这种曲线才可以增长，土地是一条垂直线，垂直线就是要素的增长等于0。
这两个原因使新古典经济学把土地要素从增长函数里剔除，使计算变得简单化，增长函数就变成了一个对数函数，我觉得这是索洛模型的第二个贡献。
第三个贡献在于，劳动和资本之间随着要素价格的不同可以互相替代。
劳动和资本的产出系数等于劳动和资本的价格，比如说a和b，就是弹性，使劳动和资本之间通过市场可以调节，互相替代。比如说劳动越来越贵，可能资本就会替代它，技术创新可能使资本替代劳动越来越容易。所以它是表明两种要素根据市场条件可以互相替代的一个模型，是市场经济中要素配置的一个增长模型。
综上，我觉得索洛模型的贡献在于，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就是重技术进步;第二，就是把三要素的增长模型改为两要素的增长模型。第三，就是在整个模型的构造中，劳动和资本之间随着要素价格的不同可以互相替代。
索洛模型给每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核算提供了一种很可用的方法，我们既可以用它来核算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比如说中国过去劳动力增长了多少，资本增长了多少，分别乘各自的产出系数，那么多余的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部分;也可以用它来看未来我们的资本可能增长多少，劳动力可能增长多少，比如说未来劳动力负增长，那么它也会假定全要素生产率会增长多少，对未来进行仿真的预测。
索洛前些天去世，我觉得他对整个经济学界还是做了非常大的贡献，现在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数理逻辑模型就是索洛模型。当然还有其他的算法，比如说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有乔根森模型，就是以刘易斯的理论为主的结构转型中的增长过程，这个和索洛模型不一样。还有凯恩斯主义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主要是强调积累和投资引起的增长，还有资本产出率;还有一个就是罗默内生增长模型，他把索洛模型里的技术进步进行内生化处理，创造的技术进步的增长;还有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来计算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各个国家，包括我们国家，在核算过去的数据以及仿真未来时，大部分用的是索洛模型。
2019年我在《财经问题研究》上写了一篇《索洛模型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的困境和改进思路》，讲这个模型对中国的不适应性;我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就是说世界上有不同的经济体，不同的国家，比如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那么他就用索洛模型，虽然有宏观调控，比如说财政政策，但是它整个微观的市场是一个竞争性的经济，这是第一类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的许多国家，它们是成熟的国家，体制是既定的。
第二个就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一种就是向市场经济迈进，比如说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论，以及后来的费景汉-拉尼斯模型、乔根森增长模型，都是体现国家往市场经济方向的结构转型，结构转型主要是指，社会上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产业上从农业社会、农业经济转向工商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这个增长模型主要是说农村的农业与城市工业部门比的话，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是他劳动生产率太低，不合算，因为农业收入低，他受劳动价格的调节，不断的往工业转移，当所有的劳动力在转移要结束时，农业也将实现现代化，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工资水平也差不多了，那么这个国家的工业化也就完成了。就是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农业的就业比例下降，所以刘易斯的经济学理论就叫结构主义经济学。索洛模型是均衡的，但是结构主义的经济学是不均衡的，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于是往城市转移。
第三个是计划经济国家。计划经济国家就是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都是由统一的计划部门决定。开始的时候想把货币商品都取消，劳动券是劳动的体现，凭借劳动券可以去有关部门领需要的物资。
后来发现如果去掉货币、商品、价格，这个社会就混乱了，因为整个经济里的货币、商品、价格，实际上就像一台很大的计算机在自动的计算，哪个地方东西太多了，哪个地方东西太少了，哪个地方供给多、需求少，价格就下跌，哪个地方供给过少、需求过多，价格就上涨。价格去调节资源或者要素，它就是比较均衡的，是整个经济最大化的生产，这是索洛模型的的立意。但是计划经济它需要有一个官方价格，最初按马克思设想的就是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不存在货币，不存在价格，都要取消。他们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国家也要消亡，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当然苏联和我们国家，还有好多国家，都实行过这种体制，而且很想取消商品货币价格，我们国家大概在1957-1958年就想尝试这种体制，但是一取消商品货币价格就混乱了，不可以取消。比如，不给职工发工资，职工就不会去商店消费，国家就无法计算这个地方需要多少物资。最后妥协承认货币还存在，不论是调拨的物资，它还有价格，而且居民可以到商店消费，当然有可能以发票形式，例如粮票、布票、电视票等。
后来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发展效率太低，开始进行改革，改革的方向就是市场经济。当时计划经济学家和市场经济学家进行过一次论战，关于为什么计划经济行不通?为什么即使存在价格，而且最后计算机出现了，它还行不通，最后包括我们国家，1992年宣布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计划经济的增长模型就是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并且里昂惕夫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计划经济、计划体制。
刚才我说了三类，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问题，追求工业化也就是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增长问题，计划经济国家的增长问题。
后来发生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分析的对象，比如说中东欧这些国家，独联体国家，包括中国，这些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绝大多数是3～ 5年转轨完成，比如说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包括中亚国家和俄罗斯。这种国家转轨的时候，不去研究长期的增长问题，转轨过程没有太深的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由一位叫萨克斯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方案。
萨克斯因为什么出名呢?玻利维亚这个国家通货膨胀特别严重，外债也特别多，赤字严重，国有企业较多且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那么后来政府就让萨克斯去想办法解决，那么萨克斯就提出了三点解决方案：第一，所有国有商品私有化;第二，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放开价格，不需要国家行政计算确定价格;第三，放开汇率。因为大部分的计划经济国家的汇率是固定的，不能随着市场变动。另外就是减轻债务、压缩赤字。
实际上萨克斯的办法是什么?从经济学角度讲，它是一种需求的办法，控制需求、放开市场，比如说债务，赤字，货币发行这些都要严格管控，管控后放开市场，这样效率就提高了。
但是这类的方法都有阵痛，比如说突然价格放开，通货膨胀挺严重;比如说补贴减少，国有企业有些员工要下岗。还有缩减财政支出就会导致一些公务员下岗。另外财政赤字太大就要减少一些社会福利支出。
阿根廷刚上来的总统米莱就是用的萨克斯这个方案，所有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的时候，后来学界将其称为华盛顿方案，就是说私有化，市场化，国有经济减少，汇率放开，价格放开，私人经济增多，使经济恢复。
萨克斯给这个方案起的名字叫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对整个社会的阵痛是很大的。比如说所有的国家在第一年、第二年产出都下降，失业率提高，所以引起阵痛，但是大部分国家扛过这一段以后，变成市场经济国家它就好了。
比如说中东欧这些国家，特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这些国家应用该方案的效果都特别好，并且很快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有些国家应用该方案效果不佳，比如说蒙古。但是不是说推行华盛顿共识举措的这些国家本身发展不好?我觉得不能戴着意识形态的眼镜去评判结果，因为各个国家有不同的原因。
转轨的国家中有的国家是顺势转轨，三五年就转轨结束，绝大部分都是这种，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转轨国家，这类国家处于长期转轨过程，对这类国家没有必要去建立一门专门的增长理论，因为它一旦转入市场经济，用索洛模型计算就可以。
我国转轨不是瞬时转轨，而是渐进转轨。第一阶段从计划里发育出市场，叫双轨制。有些超过生产的部分可以到市场上去卖，农民的自留地多出来的可以到市场上去卖，还有乡镇企业生产的可以到市场上去卖。但是大量国企生产的，大部分还要计划来确定，这是商品。还有劳动力要素，原来生产队没有招工，原来大学生都分配，没有什么双向选择之类的，所以要素没有放开;资本最开始还是统收统支，企业需要资金就要向财政申请，财政拨付资金，企业如果利润太多，就会被国家收走。那时候不是不是上缴税，而是上缴利润。此外，土地要素也没有实现市场化。
我们开始是商品市场化，后来是劳动力市场化。开始时劳动力在农村挣工分，到乡镇企业后乡镇企业就发工资了，乡镇企业的产品要卖给市场，所以劳动力的定价就是市场定。再一个就是农村的劳动力过剩，这个劳动力是市场决定的，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越多工资越低，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越少工资越高，由市场所配置。后来国有企业实行下岗分流再就业，就全部改成合同制，越来越多的劳动市场化。
后来是资本，开始的时候是拨付，后来银行叫拨改贷，这就有市场的性质。后来资本市场，还有银行同业拆借一类的，资本也实现市场化了。
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化，它是一级行政垄断性的市场。资产方面，城镇住宅放开了，可以在二级市场上交易，一级市场也是商品房，但是农村的住房还是没有放开，不是资产，不是商品。
所以第一阶段是向市场释放;第二阶段是并存，就计划调节形式和市场调节并存;第三个阶段就应该是向市场经济并轨。我们现在处在并存这个阶段，我认为还没开始并轨。
已经45年了。这是第一个逻辑——阶段逻辑。
第二个逻辑就是，先从商品市场化，之后是要素市场化，最后是资产市场化。资产市场化是最晚的，除了城镇住宅，几乎还没开始。另外我们不是全面转轨，是“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存量尽量不动，消化比例减少，增量改革，这是第二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试点结束再推广。
它的整个逻辑包括阶段逻辑、先后逻辑和双轨逻辑。新旧、增量和存量，还有试点和推广，就是这个逻辑。
但是把所有的国家都搜遍以后发现，二元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这种国家几乎没有，要么就是计划经济国家，要么就是市场经济国家。我国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国家，特别是一个特大型的国家，人口也特大，经济规模也特大，可能全世界唯一。这就提出一个问题，这类国家的经济增长怎么计算?它是什么模型，这就存在这么个问题。
举个例子，比如说用索洛模型也可以计算，但会发生一系列的问题。因为从改革实践和体制来看，第一，计划体制是低效率，不利于经济增长。第二，它是一种安排型的经济，比如说户籍就是一种体制，这些体制都是不受市场调节运转的系统。国家可能会干预，比如说土地分配就不是市场经济，再者，土地要素的配置，比如说城镇的住宅可以是资产，但是农村的住宅不能被市场定价，不能交易，它就不是资产，而是一种生活资料，没有价格。
这个系统的经济增长难以计算，因为索洛模型假定所有的要素、商品，都是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我们国家因为改革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不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一直很低。从1950-1956年，我们国家大概平均增长了九点九几，那时候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公私合营没完成，人民公社没开始，户籍制度也没出来，私营企业仍大量存在，市场机制是发挥作用的，因此那几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
但是从1957年开始到1977年，我们计算的经济增长率是4.63%，而且投入很高，那时候劳动力都是正增长，而且增长幅度很大，资本的投入也很高，但是经济增长只有4.63%。
我这两天算了一下，1977年我们国家GDP只有470多亿美元(现价)，人均GDP按我们固定汇率大概是220多美元，但是固定汇率比市场汇率高，那时候一块多人民币兑换一美元，但改革开放的时候大概10元人民币兑换1美元。所以我们假定采取个综合，就是50美元，人均GDP才50美元。
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力增长大幅度下降，因为原来人多，年轻人多，而且孩子出生多，后来几年资本增长也降下来了，但是我们到去年增长速度也在9.21%，45年的前30年增长10%，后11年增长了6.3%。
2012年到现在，原来我们国家人口大概占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二点几，我们的GDP大概占世界的0.63%，但是只有不到1%的GDP。所以改革开放以来确实是创造了奇迹。
但是这带来一个问题，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在下降，但是你经济增长多出来很大部分，套用索洛模型解释不了这部分的来源。所以后来我就悟出一个道理，觉得实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模型，它是流动实体变量的投入和产出。比如说我投进去了劳动力，投进去了资本，它产出了多少?它的价格、产出系数乘上，但是它没有体制因素。你看不到这个模型能表达一种体制，但是你确确实实感觉体制影响了释放的增长，也就是体制改革释放的生产力，但是没有体现在这个增长模型中，因为他假定体制是既定的，就是市场经济，但是用索洛模型计算二元体制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误的。这就是我说的索洛模型为什么在中国不适应的原因。
怎么办?确实是个难题。不能用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计算，因为投入产出表不涉及体制。二元体制这种国家的经济增长怎么去计算，怎么去反映，特别是怎么反映体制安排造成的经济损失?就是计划之类的效率下降，但体制改革释放了增长潜能，因为它体制不是流动的实体变量，所有的模型绝大部分是流动的实体变量，比如说货币，要么是货币，要么是资本，它不是户籍制度这种，户籍制度怎么变成可计算的变量，这是一个难点。
以往人们针对这一难点采取了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定性的，就是根据观测到的改革确实引起了经济增长，但是没有逻辑关系，证明不了经济增长。比如说实行计件工资制，效率提高了，于是产量增加了，投入没增加甚至减少了。那么这就说1+1=2，或者是1+1=3了，但是证明不了经济增长的原因以及其中的数理关系。
第二种办法是说改革前和改革后增长了多少?比如说改革前不变的投入，带来了100的增长;改革后增长了105，这个5就是改革产生的。但你只是看到了差异，难以看清内生的关系是什么。
第三种办法，就是有一些学术文献，他用专家打分法的办法把改革往生产函数里楔一个参数。比如说改革带来的什么百分之多少，每个行业、每种要素要专家打分，财政改革或者资金改革、劳动力改革，给每个部分给予权重。这个东西是主观打分法，也不是内生的。
这个事情我想了五六年，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它这个逻辑是什么呢?第一，计划与市场之间存在着扭曲。这个扭曲，有些情况下通过变通的办法纠正，有些是纠正不了的，比如说农村房子不让你卖，你可以私自卖来纠正，但有可能违建或者违法。类似的风险很大，成本很高，这是扭曲，绝大部分扭曲纠正不了，这是第一个假定。
第二个假定，就是找出一个变量，这个变量不是流动实体，而是一种安排。我就想，怎么去找这个变量。我最后想了个办法，比如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一系列的关键动态指标叫什么?市场经济的标准值。比如说城市化水平、农业就业的比例、分配环节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市场经济国家民生支出的比例、市场经济国家的房价收入比、市场经济国家的资本利润率等等一系列的都可以找到，影响整个支出、分配、生产方面，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一系列指标，如果没有计划行政的干预，这个国家就是这个标准值。虽然有高有低，但是它是个标准值。
户籍体制造成了我们国家的城市化比例差距很大，农业就业率比例很高，那么这个的差值可以用来测度，例如孩子不让上学、阻碍农民转移到城市的这些体制变量。把它当做一个闸口，在这儿设置一个闸口，劳动力从一地向另一地流动的时候，或者双向流动时，设置闸口就可以规定是否流动以及流动速度。
接下来是资本，比如说民营、港澳台、外资的利润率平均是9%,国有企业3%，9%减3%的话差值是6%，6%差值就相当于国有企业效率的产出的闸口。
能找到一系列的这种闸口，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把二元体制国家这种闸口变量都找着。
另外我们还设计了开关变量，数学上叫差分变量。绝对差分变量，就是说Yes或者No，1或者0，1可以让你交易，0不允许你交易。所以建立了这个变量体系后，我们可以计算整个二元体制了。比如差值乘上它相关的总资源就是损失，比如说资本损失的利润除以它的利润标准值，就是它的体制性剩余资本，比如说差值乘上农业就业里的差值，再乘上总就业，就是体制性剩余劳动力。我们可以把土地、资本、劳动的体制性剩余用这种变量求出来，再将其纳入生产函数、分配函数和需求函数中。比如说生产函数里，把剩余劳动力再加进去，劳动力就增长了，产出系数就是劳动给经济增长带来的新的增长潜力。实际就是闸口打开一些，让它加进去，资本闸口打开一些加进去。实际就是把闲置浪费的部分通过改革释放出来。我们通过建立数理逻辑的办法把它描述出来了。
其实市场经济国家不需要这种模型，发展中国家往市场经济走的也不需要，顺势转轨国家也不需要。而咱们国家才能用这种方法去进行计算。
我们用这种逻辑进行了计算，当然需要构建三个要素的生产函数，增长函数。索洛模型是两要素，但是现在土地剩余，土地闲置浪费的特别多，所以把土地加入古典增长模型中，闲置的那部分也加入进去，土地就增长了。这是第一个，对增长模型有改造。
第二个，我们现在按教科书上来说，索洛模型的余值包括技术进步、创新、人力资本以及红利等。但是我们国家的余值中，土地房屋有一部分是从零价格突然到市场价的溢值，这个余值只有交易才会产生。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原来劳动要素在农村是工分制，没有货币，一天大概10个工分，一个工分顶多6分钱，10个公分就6毛钱，那就是很好的生产队了，但是也不给你发货币，最后就是粮食兑付给你，没有货币化过程。但是那时候突然有一天去当小工，我大概在一个修公路的地方当了30天小工，一天4块钱，那一个月挣了120块钱，比生产队一年挣的还多，这就是货币化。
再比如说，原来你在中关村分了一个房子，免费给你的，因为是生活资料。突然有一天变成学区房了，现在一平米变成10万一平了，你100平米就卖了1000万。国民经济核算要求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种方法相等。我现在生产法计算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这个收入法是只要你收入了，纯收入的部分要算一个GDP。支出法，我买你的房子了，我支出了1,000万，支出法上要算一笔。因为他免费取得收入也需要计算一笔收入，最后生产法上多出来一块，这就叫余值。原来都把它归到技术进步里，它不是，它这个东西原来没价值，突然有一天价值爆发，产生了财富化。
还有土地，农民拿出来也是零价格，到市场上拍卖，你比如说住宅用地都是1000多万一亩，也是一种余值，但是这个余值太大了，国家统计局用办法把它直接计入生产法的GDP里了。
所以我们的经济增长里边两个部分，一部分就是改革以后，3个人干了5个人的活，比如说机器三班倒，后来企业和每个劳动者的利益挂钩了，机器订单多，工人就直接三班倒。人也没变，机器也没变，产量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生产率就提高了，这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当然全要素生产率不是来自于技术进步，而是来自于原来不干活，现在干活了。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原来这个东西不是财富，现在成财富了，就是住宅土地这一类的。他只要一交易，零到市场价的财富化就产生了，这个由于无法核算也在全要素生产率里。
实际上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百分之六七十不是技术进步，就是我说的这两类多出来的东西。哪多出来的?改革改来的。比如说我们改革开放前四点几，我们后来增长了九点几，那个增长率从哪来的?改革，就是计划向市场的闸口放开。
因此我整个建立了这么一整套经济增长的运算体系，一个是过去的核算，增长奇迹从哪来的?生产、分配、支出三个环节都打通。还有后来经济下行是什么原因，也是生产、分配和支出。再一个就是未来生产，就是仿真一下未来还有多大潜力，增长潜能会不会中高速，我们也是生产、分配和支出。
其实整个过去的核算和未来的仿真运算我们都做完了，我就不谈过去的增长奇迹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怎么计算的，我就说一下未来。
我们首先算一个二元体制下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算这个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时我们不用我们这个模型，就用索洛的模型。虽然它是市场经济，但是它假定体制既定，我们就套到我们运算体系计算。
在运算时第一个遇到的问题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因为我刚才说了，索洛模型假定全要素生产率是知识进展和技术创新引起的，那么未来知识进展和技术创新到底是多少?
其实我们国家关于未来经济增长率有很大一个争论，我们就是靠技术创新来把这部分的增长速度推到3%以上，再加上要素投入产出，比如说1.5%、2.5%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翻一番。这个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在市场化改革上花那么大力气，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会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是我讲了，我们研究过这个问题，如果真要是全要素生产率，能把我们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推向一个中高速度的话，那就没必要去改革。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19年以来，格罗宁根大学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只有0.7，这是一个数据。我们算到2022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就只有0.6了，就是前四十几年平均的话是0.7，这两年负增长的特别厉害。所以我们把它分别定义为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和改革全要素生产率，把它分开。
我们国内有些学者说可以把关于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拉到三点几以上，但后来我们觉得这东西可能性不大，可能性不大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我们自己45年才增长了0.6，发达国家这个期间，韩国如果算进发达国家的话，也就1.6，德国好像是1，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都不到1，也都是零点五几。除了韩国，就没有看见这些创新型国家它的增长率超过1。
第二，和我们国家人均GDP上下5000美元的这18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是负的。
第三，转轨国家，它的前10年很低，后来转轨过程中甚至平均达3，但是现在又降低到很低了，零点几。经济学家琼斯论证了研发投入指数性的增长并没有带来TFP的指数性增长，就是全要素生产率还是平稳的，科研投入、研发投入不会带来爆发式的经济增长。后来经济学家菲斯佩奇，认为技术进步和知识进展对经济增长是一个平缓的影响过程，不会大起大落。后来我们看了一下主要国家的TFP都在往下走，中国未来10年能增到三点几?概率太小了。
我们怕这种舆论影响决策，动力到底从哪来?全要素生产率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劳动力是负增长1.1%，乘上个产出系数，假如说是50%，就是负的增长0.5%，比如说我们投资增长3.5%，平均开始是5%，后来到2.5%、3.5%，那么平均增长3.5%， 0.5的产出系数的话，就是将近1.8%，1.8减去劳动力的负增长0.5%，就剩下一点几，一点几加上全要素生产率，大约在1.5%-2%区间。
再比如说全要素生产率，我们花大力气计算到了0.8%，也就增长了不到2.5%。假如说要素生产率是1.75%，全要素生产率能增长3%吗?关键是整个数据都不支持你这个想法，虽然官方文件里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问题是能行吗?
我们认为，未来的增长还是在于体制性剩余，就是体制禁锢在那边的劳动、资本、土地，只要进行改革经济就会增长，因为它是存在的，可以算出来不干活的劳动力有多少，或者无效或者低效的资本有多少。把国有企业的资本利润率提高一个点，就是36,000亿的纯利息，36,000亿，比上个120万亿，增长近3%，但在索洛模型里算不出来这些剩余，只有在我们的增长模型里才能计算出来，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中位数5.5%是没有任何问题，再加上增加土地，土地是固定的，但是我们土地的耕地率，土地建设用地率，可用土地占国土比例都很低，我们调水的比例也很低，人均调水量在大国内是最低的。加上调水、增加土地这些的话经济增长没问题，中位数5.5%，低一点，5%保持住，高一点6%都没问题，如果2024年开始改，未来11年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最后也有一个结论，不改革经济增长潜能就释放不出来。
我觉得对促进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有两个最抓眼球的。一个就是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收缩带来的，国家必须实行大的赤字，大的投资，来加速经济增长。因为现在企业都是用收入来还债，或者平衡这个资产负债表是最大目标，原来是利润最大化目标，现在是是还债平衡，所以国家要借债、要赤字。
现在是这样，我有几点看法：
一是，原来罗斯福新政的时候，财政赤字，实行以工代赈，工人来挖路，那么百分之六七十转换为投资，1亿投资。我大学里学的专业就是基本建设经济专业。那时候我们计算盖一座房子可能是35%到40%转化为工资，修一条公路大概40%到45%转化为工资。
后来这个就变化了，现在修高速公路、高铁10%到15%转化为工资，住宅楼宇这种建设有20%-25%转化为工资，也就是说投资的东西，后来还是在，比如我们过去打一个隧道的话，要进去挖个洞，插个雷管，弄上炸药，炸碎了以后还要用小车推出来，现在都不用了，盾构机全部给你解决了，不用人工了，最后也流不到消费，从而刺激制造业的生产。这是第一个理由，就是和当年那个年代不一样了。
第二个理由，我们国有企业比重特别高，而且无论是2009年的货币刺激，还是这几年大量的赤字或者投资下去，首先投资的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对较少，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但是中小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多。我们也没有在这种经济困境的时候制定对中小企业的采购制度，日本就规定必须得采购中小企业的产品。我们最后流到国有企业，而且国有企业就3000多万人，没有流到工资什么里边，产出效率还低。
第三，我们的钱放出去，甚至都没有到实体经济，就在金融体系内转了一圈，金融体系把钱转了一遍以后又回去了，在金融体系里循环。这是第三个理由。
我觉得几个理由，财政政策上我们不是没有借债，也不是没有发债，我们这几年弄了多少债，那都是财政债，是吧?
第二个就是张五常的通货膨胀。其实通货膨胀就是投放货币，增加流动性。我们去年(2022年)M2放了28万亿，今年(2023年)好像是50多万亿，投放这么多的货币，通货膨胀还是没有变化。
投放的货币到国有企业里流转了一圈，到金融企业里流转了一圈，却没到实体经济，没到消费，那么经济怎么发展起来?而且货币又流转到工程上，从国有企业里流向国有金融里，该赚钱的人把钱赚了，其实失业没减少，货币没有流到买东西、吃面包的人手里，这样物价怎么能涨起来呢?
通货多了，但没膨胀，就是消费价格没膨胀，麻烦出在这儿。
我看了一下数据，我们消费品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是1978至1997年，平均8%的通货膨胀率，特别是1987年、1988年还有1993年、1994年，通货膨胀率都是百分之二十多，那时候我们也没搞财政政策，也没搞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就起来了，后来就起不来了。
第一，货币都跑到土地和房子里了，90年代中期是住宅商品化改革，土地招拍挂，资产价格起来了。现在就算货币放出来，还能跑到资产上去吗?人们都不买房子了，资产价格也起不来。
第二，货币跑不到老百姓、劳动者、中小企业那里，消费物价需求上不来。现在大家不买房子了，也跑不到消费里边，所以发100万亿又有何用，物价也起不来。
所以我觉得经济增长速度在生产那一侧既不能靠全要素生产率，需求这一侧我觉得财政政策也不可行，就是我说的几个理由。只有进行改革才能解决。
你看我们从1957年到1977年都是通货收缩，都是负增长，虽然是低工资，但也没有什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我们改革开放也没有货币政策，也没有财政政策，就是把这个土地联产承包、扩大企业自主权，乡镇企业以及个体户全放开，个体户生产就是自己的，自己吃自己喝，那物价就起来了。
当时第一次价格大幅上涨虽然也有价格闯关、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是那时候大家生活挺不错，而且流到中小企业、个人的手里，个人去买东西，消费物价就起来了，再加上涨工资什么的，但是也没有用财政政策，那时候没什么财政政策的概念。
第二次1992年也没用财政政策，1992年的物价就是要搞民营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迈进，外资、港澳台、新加坡的钱全流入，那时候还是来料加工，出口用的劳动力比较多，发下去物价就上涨。
最后一次大概就2010年,那次通货膨胀为5%，情况不严重。当时我国加入WTO以后，新增劳动力特别多，这一部分人消费增加，后来就没劲了，劳动力在减少，物价就起不来。我们现在农民的收入还很低，年均大概14,000不到，流动人口三万几，城市户籍人口是5万，所以只要给前农民和流动人口创造机会，增加就业，增加收入，物价肯定能起来。
所以还得依靠改革，必须让农民有收入。我觉得不用别的，把农村所有的土地产权保护，放开交易。比如说我到城里都20年了，家里宅基地就是不让卖，如果突然有一天放开，把它卖了就是一笔钱，收入越低的人，收入的消费率越高，马上就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下一步你能不能把它放开，就是这样大力度的改革才能起来，而且倒逼货币发行，让物价起来，也有市场需求，只能是这么做，我觉得这才是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