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2013年12月28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的“新阶段 新方略 新梦想——中国改革（2013）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以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宋晓梧主题演讲内容。

        刚才听了李主席、尚全名誉会长从比较宏观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来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如何更好的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了很好的阐述。按照会议安排，我从收入分配方面来谈一谈如何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劳动力资源由政府统包统配。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提出来要建立劳动力市场，一开始还不敢、不方便提。劳动力市场是所有要素市场中最后一个提出来的。实际上，十四届三中全会才明确提出建立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在进展发育的过程中怎么样呢？是不是市场起了基础性作用或者进一步提高了决定性作用呢？我们看到，在一次分配中仍然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已经成为居民当前最不满的问题。前两天看到社科院一个调查，民众对收入分配不满意现在已经排到了第一位。这么多年来，大体上群众不满意的问题前三个是收入分配、腐败、物价。有的时候收入分配里面又把社会保障二次分配放到里面了，对养老保险不满意，今年收入分配又上升为第一位了。
       为什么群众对这个不满意呢？我们开始让市场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起一些作用是从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起步的。那时候的政策导向是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在改革过程中难免有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过程。这在过去有一定的合理性。而问题扩大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考虑小平同志说的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大家合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也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大家合理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成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重点。
       收入分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是这么写的：在社会体制里面的城乡问题上提到了农民的收入问题，提到了农民的土地收入问题；在基本经济制度里面提到了国有企业改革里面的国有企业高管的收入分配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问题导向，没有把收入分配作为一个大的体系来写，不像十四届三中全会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个子体系，收入分配是一个体系。这里面涉及的问题方方面面。
      我认为，当前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两个大的问题必须要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城乡的行政分割。城乡行政分割就是用行政的办法割裂了本来应该合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有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步向工业、服务业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转移过程中，有压低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倾向。这是一个市场倾向。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低一些有它的普遍规律。但是不是像我们城乡差距到了3.3：1，这就不是刘易斯拐点理论可以全部解决的。刘易斯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户籍制度隔绝的问题。我们的户籍制度隔绝在这里面起了很大作用。由于户籍不同，农民工觉得拿工资比别人低都是合理的。现在第二代农民工很多都是城里长大的，他和周围的同事们比就非常不满意。这说明，这种行政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这是用一种行政的办法干扰了市场的合理配置。市场要平权、要平等，同工同酬，这是最基本的。这个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文件上写了，但要真正落实非常难。
       我对“第二代农民工、第三代农民工”的说法一直就坚决不同意这些提法。农民工本身这个提法也不对。在一个企业里面现在干苦、脏、累工作80%是农民工。人家干了二三十年还叫农民工，这是一种行政分割。如果真正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应该实行同工同酬，尽快解决城乡分割以及与户口制度相关联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成都、重庆等一些地方探索了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值得进一步上升到理论，上升到法律法规的修改。
农民收入中不光是农民工的收入，还有农民的土地收入。如果把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损失做一个测算，按照同工同酬，农民工每年少收入千亿元级，农民的土地少收入则是万亿元级。吴敬琏教授说了一个数字，这些年来农民在土地上如果按照平等权利来分配的话少收入30万亿元。我找不到更好的统计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些如果分配是合理的市场配置，土地按照平权收入的配置，现在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是今天这样，城乡差距不会这么大。为什么收入分配问题很难解决呢？这涉及户籍问题、社保的改革、公共设施、教育、医疗等很多问题。
       第二个要落实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行政性垄断行业问题也不能用劳动力供大于求、刘易斯拐点解释。这实际上是行政性赋予国有垄断行业的特许经营权造成的。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一场辩论。有些人做了统计，像银行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受教育程度高，远比一般农民工高，所以他们提出来这种分配是市场配置的自然结果。进行认真研究后发现并不是这样。从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世界各国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可以看到，一般发达国家最高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是两倍左右，高不过三倍。日本是1.4倍-1.6倍，北欧一些国家差距更小，只有巴西高于中国，巴西还是2002年的数字，现在也变化了。我们这么一种收入差距已经不能说是合理的市场竞争造成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对垄断行业的教育程度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教育程度做了一个调查，搞了一些数据分析。分析结果是，我国垄断性行业和一般性竞争行业中教育程度造成的收入差距占40%-50%，而特许经营权造成的差距在50%-60%。
       在这之前，国家发改委收入分配司也做过调查，他们认为有30%是垄断权力造成的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网络上有一个消息，说银行请小狗当行长一样赚钱，还画了一个漫画：一个小狗坐在银行行长的椅子上，旁边放着一个吸尘器，吸尘器往里吸人民币。全世界哪有中国这么高的存贷差，所以有银行老总在年会上就讲，我都赚钱多得不好意思说了。这不是市场竞争决定的收入分配，也不是自然教育程度造成的。我专门针对这个问题做过调查，美国收入最高的是采掘业，日本金融行业确实高一点，高0.3倍。这0.3倍是由于金融业从业人员的教育程度普遍高于制造业的教育程度。
      如何打破国有垄断性行业的行政分割，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涉及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和国家的关系、国家如何看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如果是必要的行政性垄断，国资委说企业分三类：一类公益性，第二保障性，第三是商业性。如果这么分的话，保障类和公益类企业就不能够拿市场的工资，因为不是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的，高管也不能够像私人老板去拿高工资。国外国有企业也很多。在挪威，国企高管的收入不高于职工平均工资的3倍。挪威北海石油公司是挪威最大的国有公司，现在有40%股份出售了。他老总的工资1989年与普通工人工资差3倍。收入分配涉及的问题还很多，未来真正要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发挥出来。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资源，也要让市场在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另外，我认为，要更好地让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作用。在一次分配中政府至今仍然肩负着培育劳动力市场，打破城乡分割，打破行业垄断、行政分割的责任，这是政府现在应该更好发挥的一个作用，不仅仅是弥补市场缺陷的问题。这是中国的特殊性，其他国家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