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前：2013年12月28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的“新阶段 新方略 新梦想——中国改革（2013）年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以下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的主题演讲内容。
三中全会《决定》里面，有很多是跟反腐败相关的。在我看来，我们所有的其他方面的改革都跟反腐败工作密切相关，而且主要起治本的作用，预防的作用。
第一，我想讲的是反腐败。我们强调反腐败，它的对立面就是腐败问题。这应该是我们现在执政党、中国政府、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说挑战可能有一点学术化，其实我们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最大的危险。我们的国家、社会能不能长治久安，当然存在很多问题、很多挑战，但在我看来，腐败应该是最大的危险。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这个过程，我国的腐败进入到一个易发多发的时期。过去三十多年，我们始终没有能够控制遏制腐败的发展蔓延。这是刚刚公布的新的反腐败五年工作规划一个明确的目标。我们未来作为五年的阶段目标要坚决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我们能不能做到呢？这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任务。我们要实现十八大提出来的建设廉洁政治的终极目标，第一步必须要扭转过去这样一个趋势，要使腐败能够得到遏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只能说离终极目标越来越远，而不是在接近。
十八大以来，有一个好的开始。从老百姓、专家，甚至国际上的评价，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说我们的力度加大了，一是说我们在作风建设这些方面有大家都能感受到的一些效果化。我也是从各方面能感受到，各方反腐败的信心得到了一定的提振。我过去十多年把我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这个领域，希望通过研究能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反腐倡廉工作。其实过去一些年我自己的信心也是越来越耗散，应该说这一年的时间，我自己信心得到了恢复。
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但在反腐败这项工作上却不能这么看。我认为我们巨大的挑战还在后面。这一年中央非常重视的工作是治标。我提出来我们治标要进行到底。我们有前人的经验。中国香港地区在战后腐败高发，跟我们很多情况相似，腐败非常严重，腐败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第一步，你把这个治标进行到底的话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我们国家省部级领导有五六千人，人数很大。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等待着我们。我相信我们领导人这次的决心更可靠了。但是我们说要能够解决我们这个文明数千年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确实是不容易的。
第二我就想谈一下改革。我非常同意我们前面几位领导专家讲的，改革对我们国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或者金钥匙。中华文明在过去五千年之所以生生不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宝贵财富，就是中华思想的源头，被称为周易。周易其实最基本的理念哲学讲的是什么？就是革新，就是变革、创新。我们知道世界上一切古老的文明已经消失了，有些文明、种族人还存在，但是语言文字文化已经被别人改造了。但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传统能够一脉相承地延续下来，而且生机勃勃，我们是经历了挫折。近代以来，我们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苦难、非常黑暗的一百年。现在又看到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过去35年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成就，很重要的要归功于改革，作为邓小平这代领导人高举改革的旗帜。
回顾一下过去35年的改革，真的是来之不易。过去35年是不是整个过程我们都是在改革呢？我的看法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只有前一半的时间，我们从78年到94年、95年17年左右的时间，中间有些时间节点，78年到84年，92年到94年，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我们是高举改革的旗帜。通过改革找到社会发展的活力，把人们的创造性、积极性发挥出来。我们在改革调整的过程中，时不时会碰到一些问题影响到稳定，我们适时地刹一刹车。我认为是这样的关系。
我们后一段时间，从95年、96年到2012年，这一段时间我们从实际来看，大概可能是稳定压倒一切，不要出问题。甚至我们有了一些问题，我们怕出问题，有了一些即使是很微观的问题，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甚至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手段，像维稳，大家在基层感受最为深切。拆迁为了解决一个钉子户的问题，结果有些公开采取的办法，可能所有的按照我们拆迁办法去执行的那些人都会带来更大的不满。当然我们说发展是硬道理，还是继续保持快速增加，但是改革基本上是处于停滞状态。为什么我们觉得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少？其实主要是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到，十八大，特别这次三中全会拿出一个全面改革的蓝图，肯定地说，到2020年，这十年我们将再一次举起改革的旗帜。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制定过程中，我们的领导人就讲，我们要坚持问题导向、民意导向、效果导向。只要这些改革措施是重要的，但跟我们现行的法规制度党章规定是抵触的，那我们就先坚持改革，随后再去修改这些制度规定。其实，改革如果不是花拳绣腿，真是实质性改革的话，一定跟我们现行的制度规定相抵触，或者是是违反的。这个改革重要阶段的来临，的确是来之不易。
第三，我讲讲两者的关系。我认为还是紧密互动的一个关系。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改革是反腐败主导的对策。我刚才讲到改革极端重要，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在反腐败上也不例外。不改革，我们就找不到有效的办法，我们可以想像假如过去35年我们所建立的这一套反腐败的做法，包括我们提出来建立惩防体系。把我们中国60年反腐败历程，从运动反腐到权力反腐、制度反腐、体系反腐，讲的惩防体系，我不太赞同这样的看法。我们很难说有这么一个明确的阶段，而且每个阶段就只用一手。从世界情况来看的话，法制反腐，领导人的政治决心是各国普遍认为都非常重要的条件。领导人要推动有利于反腐败的改革，没有政治条件也是很困难的。为什么过去三十多年始终没有能够遏制腐败蔓延？显然，要解决问题还得要通过改革，找到新的办法，找到新的思路。
这次三中全会改革的《决定》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关于反腐败方面改革的内容很多，一个就是集中在第十部分，反腐败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另一部分就是全面的改革，跟治理腐败相关的。比如在政治反腐败方面有很多重要的提法，如治理。治理”大概出现了二三十次，有一部分当然是我们传统治理的概念，强调的还是管理，比如环境治理、综合治理。但是我们更多的运用“治理”，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我们的公司治理结构，我们的社会治理结构，我们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我们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监督的机制，如果说不去改革，不去破解这些难题，权力不能得到有效制约的话，可以肯定的说，我们的反腐败是找不到根本有效的办法。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也进一步地推进，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首先人类制度文明，制度的发明，我认为使用最广泛的、最重要的一项制度就是我们把它称作市场制度，就是供求、竞争。这项制度在我们人类社会广泛实行。不仅仅是经济领域，社会、政府，其实过去我们很多年在政府治理腐败，很重要的就是引入市场，如我们的招投标。政府采购必须强制的运用市场竞争的机制，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私人采购都不用，自然的就会运用市场的机制，货比三家。否则，我们公共采购政府就会花更多的钱拿回扣，让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必须要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甚至干部选拔任用，包括两个方面的改革，公开选拔、内部竞争上岗实就是这样一个机制。我觉得要更广泛地使用。
我个人的观察，我们在理解政府、市场、社会关系上似乎是有一些绝对或者片面化。比如，我们讲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我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几个方面共同起作用，就拿分析经济领域来说，我认为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任何一个产业领域仅仅靠市场看不见的这只手就能有效发挥作用。政府提供最基本的警察和法庭，这个对我们市场合约的坚持，市场诚信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看到最近阿根廷警察因为工资的问题，放弃治安、罢工，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我再举一个很小的例子，中国的足球，1994年之前是官办足球，政府搞足球。政府搞一定没有效率，一定不能提高我们的竞技水平。我们看到一个广泛的现象，就是腐败贿赂作为一个竞争手段，几乎是处于一个放任的状况。像足球这样一些特殊的产业领域，更需要我们政府更多的监管。监管不是说政府由你去官办足球，而是要靠市场，要维护那个很好的市场竞争的秩序，要严厉地打击那些贿赂竞争的手段。
顺便讲到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到底怎么改。我是这样的观点，中国的高等教育到现在为止是官办教育。我们的教育再这么办下去的话真的是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现在是一个全球的教育市场，国外的大学越来越多进入到我们中国。2013年纽约大学在上海开办，完全按美国的制度办。我们的基础教育不错，本科教育还不错，到硕士、博士我们跟很多大学教育的差距是剪刀差。我们很多大学引进教师时基本上 “985”的大学都不会要我们国内的博士。我们教育的整个结构都是倒的，小孩有很重的课业负担，到了我们大学就不淘汰了。美国北卡不算一个好的学校，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拿到博士学位，四分之三的人都被淘汰了。我们说未来我们要靠市场，大学行政化很重要的一方面是行政权力来配置教育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