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个宏伟而艰巨的奋斗过程,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支撑目标实现的一个关键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惠及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①这为我们谋划现代化建设阶段的高水平开放战略思路提供了根本指引和前进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增长、发挥后发优势促进国内产业成长两个发展阶段。从学术理论视角出发,以水平型分工继续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多轨技术分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以制度型开放提高资源跨境配置效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要求和主要目标。
一、从比较优势到后发优势：对外贸易和国内产业继起发力引领发展
(一)比较优势与国际市场带动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至2006年前后,我国以大口径对外贸易带动经济高速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相当有效地解释了我国该阶段的发展实绩。
1.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理论基点及演进
亚当·斯密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按照自身的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通过自由贸易获得收益(斯密,1776)。但该理论无法解释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同外国相比都存在绝对劣势时,国家间贸易为何仍然存在。针对这一理论缺陷,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即使一国在所有产品的生产上相比他国都处于绝对劣势,仍可按“两优取重,两劣取轻”的原则与他国进行分工,生产并出口本国优势较大或劣势较小的产品,进口优势较小或劣势较大的产品(李嘉图,1962)。其后,着重于分析比较优势形成根源的要素禀赋理论进一步发展并成为主流理论(奥林,2001)。该理论认为各国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导致的要素相对价格差异,使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存在差异(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由于该理论的假设条件较为通用,因而这种理论视角具有一般性。为分析简便,本文将前述逻辑的理论体系统称为“比较优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长期影响着我国学者研究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思路(江小涓,1993;林毅夫和李永军,2003;蔡昉等,2009;樊纲,2023)。
近年来,比较优势理论常被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失衡问题、全球生产分工以及农业、纺织、服装等行业的贸易特点。可以看出,比较优势作为一种基本的理论方法仍具备良好的解释力。
2.国门初开：发挥两个优势与国际贸易快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化加速推进,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极其有效地发挥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得以抓住全球化机遇,以出口持续扩张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该阶段一直延续到2006年(江小涓,2008;李计广等,2008)。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极低,劳动力成本的绝对优势极为显著。根据OECD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90年中国就业人员平均年工资为477.50美元,与同年美国工资水平有百倍之差,与日本有78倍之差。同时,我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极为显著。我国主要生产要素占全球的比重畸高或畸低,其中劳动力极为丰裕。以1994年(人民币双轨制并轨,各种生产要素和汇率市场化定价开始)为例,中国劳动力数量占全球总量的27%,远高于同期的日本(2.69%)和美国(5.39%)。而投资额和研发投入方面,中国仅占全球的2.93%和2.63%;自然资源方面也相对紧缺,如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淡水等占全球的比重均低于美国。比较优势理论表明,一国的最富裕要素由于无法被其他相对短缺的生产要素有效吸纳到生产过程中,数量过剩而相对价格低。我国劳动力正符合这一规律。
3.全球化迅速推进的国际环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球化迅速推进,其带来的国际市场规模扩张,可以用国际贸易规模及其占全球GDP比重的增长来衡量。一方面,全球贸易规模从1986年的51679.48亿美元扩大到2006年的296221.1亿美元,增长近5倍;其中,货物贸易占比达到80%以上,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43533.78亿美元增长到244847.57亿美元,增长4.6倍。另一方面,全球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1986年的33.98%上升至2006年的57.21%;其中,货物贸易总额占GDP比重从28.63%上升到47.29%。该阶段全球贸易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引领作用。
4.内外优势和机遇叠加：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和比重的惊人增长
对外开放开启了中国借力全球化促进自身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以具有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双重势能的国内巨量劳动力,步入了以大口径外循环引领经济发展的阶段。该阶段中,数以亿计的隐蔽型失业劳动力得以搭载在出口商品上,找到世界市场上的就业机会。1980—2006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从237.5亿美元增长到17745.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8.05%,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从0.51%上升到5.99%,全球货物贸易总额排名由第26位跃升至第3位。其中,中国出口总额由113亿美元增长到9917.3亿美元;进口总额由124.5亿美元增长到7828.1亿美元。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12.42%上升到2006年的64.48%,这一比例位居同类超大规模国家前列(见图1)。
影响对外贸易结构的因素不只包括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有学者引入更多因素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形成原因。研究表明,比较优势、国内产业基础和市场结构、参与全球分工程度是决定一国贸易增长和贸易结构的三项主要因素,我国兼得这三项有利因素,因而在较宽产业面上具备竞争力,尤其在劳动相对密集、国内产业规模大、市场竞争激烈、外资参与度高和具有可拆分加工制造特性的产业,中国具有显著竞争优势(江小涓,2007)。
5.劳动力成本上升与比较优势的减弱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平均年工资从1990年的433.4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615.7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1.89%。而同期美国、日本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较低,分别为4.67%、1.69%。美国相比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从53倍降低至18倍,日本相比我国从67倍降低至15倍。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份额不断下降。同时,国内产业水平逐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1995—2006年我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43.86%降低到25.35%,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24.08%上升到41.34%。这表明中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比重在逐年降低,而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比重逐年上升。
(二)后发优势、引进技术与国内产业快速成长
1.传统比较优势继续减退
经过开放后20多年的发展,以2006年外贸依存度达到最高点为标志,中国基于比较优势、依托大量出口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动能快速减退。
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均收入大幅提升,中国劳动力成本继续快速上升,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年工资从2005年的2221.1美元上升到2021年的16566.5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3.38%。而同期美国、韩国和日本实际工资增长停滞不前,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6%、1.35%和0.02%。我国与美国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断缩小,从2005年的27倍缩小到2021年的4.5倍。与此同时,我国工资水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不断加大,2021年,印度和越南的人均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17.23%和23.36%,两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相对优势。
2.国内市场与产业扩张和后发优势动能增强
比较优势动能减退的同时,国内消费市场和产业规模扩大、体系日趋完备且竞争力日益提升,由此中国进入后发优势发挥关键作用的发展阶段。
后发优势的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认为后发国家可利用“后进性”以实现经济追赶(Gerschenkron,1962)。其后的学者如阿布拉莫维茨进一步提出了“追赶假说”,认为后进国家具有快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潜力(Abramovitz,1986)。1993年,伯利兹等学者发展了“蛙跳模型”,指出先进国家可能面临技术“锁定”,而后发国家则可通过应用突破性技术以实现经济赶超(Brezis et al.,1993)。有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建立起快速增长的产业(Lin,2012)。中国工业发展的后发优势极为突出,可以支撑中国工业发展成为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刘世锦和江小涓,1991;江小涓,1996)。
这个阶段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来源是：依托规模快速扩张的国内产业和市场,有效抓住了先进技术和国际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的机遇,吸引国外先进适用技术及各种有用要素,促进国内产业快速发展和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国内产业水平提升有利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国内消费水平持续提升有利于发展较高档次的产品和服务。上述两方面因素均有利于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因此,该阶段中国发展的表现是：国内产业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大规模吸引技术先进的国外投资,大规模生产较高水平的制造业产品,并快速增加中高端商品出口。该阶段一直延续到2016年。
3.大量技术引进与国内产业快速成长：后发优势迸发
21世纪初期以来,技术引进规模保持高速增长。2001—2013年技术引进额由90.91亿美元提高至433.64亿美元,年均增速达13.91%。2012年达到峰值,合同数和金额分别为12988项和442.74亿美元。
技术引进方式由设备进口为主转向知识产权进口为主。自2002年起技术费在技术引进费中的比重超过50%并持续提高,2013年这一比重高达94.77%,而成套设备、关键设备和生产线的进口额占比到2013年已经下降至1.68%;以专利、专有技术和商标许可为主的知识产权进口占比由2001年的19.84%提高到2013年的52.7%,大量的知识产权进口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使企业以较快速度积累技术,为自主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见图2)。
在引进技术和国内市场快速扩张双重动力推动下,我国经济特别是第二产业经历了高速增长,实力及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迅速提升。1978—2021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从756.14亿美元上升到48658.43亿美元,年均增长近10%,牵引GDP以超过9%的实际年均增速,从1978年的2185.02亿美元攀升至2021年的177341.31亿美元,我国经济实现巨大增长。国际比较来看,我国已稳居全球制造业大国地位。2010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19243.32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并连续多年保持这一地位。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全球占比达到31.03%,超过了美、日、德三国之和(29.47%)。以GDP全球占比衡量,中国已是全球次大。2007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达到6.08%,超过了英国和德国;2010年,占比上升到9.14%,超过日本。2021年,中国的GDP全球占比已达18.37%,仅次于美国(24.22%)。
这一阶段,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工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带来了大量先进技术。1998—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常年居于1/4左右,并且在2003年达到最高点。2018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已达7.04万亿元。
跨国公司不仅带来资金和产能,更重要的是引进先进技术。2000—2001年,作者主持的一系列调研表明,以母公司的技术为参照,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最先进或比较先进的技术。其中,使用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有57户,占总数的45%;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有53户,占总数的42%。两者相加,使用母公司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占总数的87%。有17户企业使用了母公司的一般技术,仅占总数的13%。外商投资企业之所以开始转移最先进和比较先进技术,主要是竞争需要：国内市场竞争已经比较激烈,特别是外商在华投资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使用先进技术,就无法在竞争中立足和获胜(江小涓,2002)。
4.对外贸易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这个阶段,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明显。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发达国家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提升,使中国出口商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相对下降。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出口依存度)在经历了近30年的持续上升后,最近十多年来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加工贸易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商品,因而相对地位更早下降,下降幅度更大。加工贸易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从占比最高的1999年的56.9%降至2020年的27.1%。
我国出口的制造业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2006年的25.35%持续下降到2016年的23.66%;中技能和技术密集型、高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占比从63.30%上升到65.84%(见图3)。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额自2006年来持续上升,2021年机电产品出口金额已超过19800亿美元,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金额达9790亿美元以上。
二、竞争力攀升、水平型分工与研发投入外溢
(一)我国产业国际分工从垂直型向水平型演进
近10年,中国参与国际分工模式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部和产品内部分工不断延伸。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从产业间贸易发展到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发展到以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为主。
国际贸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产业间贸易,即一国进口和出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产品;另一种是产业内贸易,即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某种同类型的产品(Grubel&Lloyd,1975)。Greenaway et al.(1994)进一步从分工结构上将产业内贸易类型划分为垂直型和水平型两类。垂直型国际分工还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指部分国家供给初级原料,而另一部分国家供给制成品的分工型态;另一类是同一产业内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产品与技术密集程度较低的产品之间的分工,即相同产业内部因技术差距引致的分工,这类分工主要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水平型国际分工也可细分为两类：一类是产业内水平分工,指同一产业内不同企业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技术水平,但其外观、质量、品牌等差异导致了分工和交换;另一类是指产品内部的分工,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不同零部件或参与不同加工过程(Krugman,1981;Le Riche et al.,2022)。这类分工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接近的国家之间的分工。
对外开放以来,我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低成本)逐渐减弱,比较劣势(技术落后资本短缺)持续向优势转换,制造业不断向技术与资金密集的方向延展,因而从垂直分工不断向水平分工提升(张小蒂和孙景蔚,2006;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杨丹辉,2011;苏杭等,2017;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总体而言,近年中国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并逐渐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程中海和屠颜颍,2022;张凌和刘云帆,2020)。
本文用两种方法定量刻画我国贸易分工模式的演进特征。第一,拉尔分类法(Lall,2000)。①从五个类别的进出口贸易中可以发现,初级产品、资源型制造业产品进口远大于出口,且差额逐年扩大;低技术制造业出口远大于进口;而中等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与进口总额差额较小。根据产业内贸易的定义,一国对同类产品既有进口又有出口,即国际贸易双方交换的是同一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代表着水平分工的程度。由此可以发现,近年来高技术产业和中等技术产业是产业内水平分工,而其他产业是产业间分工(见图4)。
第二,使用GHM指数考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分工变化。GHM指数由Greenaway et al.(1999)提出,主要用于测度一个产业的产业内贸易程度。②本文采用联合国第四次修订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 Rev.4),选取中国2007—2021年的SITC5—8类共92个产业的数据,检测中国工业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情况。在排除数据缺失的国家后,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的产业内贸易中,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行业数量快速增加。与以上7国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行业数量占比从1992年的15%左右提升至2021年的45%左右。其中与韩国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行业数量增加的最多,以年均5.61%的速度,从1992年的11.9%提升至2021年的57.9%。同时,垂直向上产业内贸易行业数量也不断提升。1992—2021年间,中国与以上7国的垂直向上产业内贸易行业数量占比从27%左右提升至55%左右。这表明,中国制造业正在从垂直向下产业内贸易向垂直向上产业内贸易再到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见图5)。
(二)引进技术促产业发展到引进技术促国内研发
1.技术引进促进国内研发投入
表1是2019年我国技术进口排名靠前的7类制造业。
对上述行业的研发支出分析表明,企业技术进口对于研发投入增长具有明显正向效应。根据《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2—2019年间,这7类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总体保持逐年稳步增长。2019年,7类制造业的研发经费均超过400亿元,排前两位的依次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研发经费支出分别达2448.1亿元和1406.2亿元。2012—2019年7类制造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普遍增长,说明通过引进技术直接或间接地刺激了企业开展技术创新。见表2。
从研发总量和占比看,大量引进技术并未阻止我国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和研发比重持续上升。中国研发经费(R&D)于2005年超过德国,2009年超过日本,2014年超过欧盟。2021年,中国R&D规模达到4333.3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44%,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2022年中国R&D规模达到30870亿元,占GDP比重提升至2.51%,超过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在疫情前的平均水平(2.47%)。
2.我国成为制造业最大研发投入国,技术出口持续增加
2008—2020年,我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规模迅速攀升,从921.39亿美元增加到3409.95亿美元,并于2015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持续的大规模研发投入,推动我国产业技术总体水平持续提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产业技术全面落后,目前已进入各类技术并存、较为先进和先进技术不断增多的阶段。2014年以来,技术出口增长强劲,进口增速平稳。我国技术贸易呈现进口与出口规模差距明显缩小,发展更趋均衡的态势。2014—2019年技术出口额由284.25亿美元增至321.37亿美元,年均增速2.49%;进口额由310.59亿美元增至352.01亿美元,年均增速2.54%,远低于2001—2013年间的13.91%。技术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由2013年的233.27亿美元大幅下降到2019年的30.64亿美元(如图6)。技术出口的大幅增长表明在长期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的交互作用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明显缩小,尤其是一些产业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企业技术输出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中国信息通信技术企业与跨国公司的专利交叉授权越来越多,其前提是企业处于相同技术水平层面上,并产生相互的技术需求。
3.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成为研发净出口国
中国持续加大制造业研发投入,使我国出口商品中的研发含量持续上升。下文使用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和亚洲开发银行的投入产出数据(ADBMRI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等多个数据库提供的研发投入数据,基于Koopman et al.(2014)开发的全球价值链双边分解方法,计算各国贸易中隐含的研发投入流量。①对比发现,中国已经从研发投入净进口国转变为研发投入净出口国。1995年中国研发投入净进口303.14万美元;2003年中国出口中隐含的研发投入首次超过进口中隐含的研发投入,成为研发投入净出口国;2018年中国净出口0.61亿美元研发投入,超过德、日、韩、美,成为世界最大的研发投入净出口国(见图7)。甚至在工业机器人这个高技术产业中,按照贸易中隐含的工业机器人存量看,中国已经从工业机器人净进口国转变为净出口国。199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净进口4234.71台,2017年中国首次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净出口19783.31台;2018年达到37308.24台,居韩、日、德之后,成为全球第四大隐含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
(三)水平型分工时代的开放度展望：国际比较角度
当水平型分工和竞争优势成为我国开放的主要形态后,“开放度”这个数量型指标今后会有什么变化?下面做两点国际比较。
1.与“2万—4万美元”的国家组别比较
我国未来的发展目标是,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大致上人均GDP应达到2万—4万美元之间。本文基于9个变量：关税税率、汇率制度、金融开放度、货物进口、货物出口、服务进口、服务出口、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直接投资(OFDI)构建了“对外开放指数”,②利用该指数测度了一组处于“2万—4万美元”收入水平、规模较大的国家③的开放度。测度结果显示：过去20年中,这些国家的开放度呈现出稳中略升趋势,同期我国的开放度也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提升,目前已与这些国家大致相当。这预示着今后我国即使进入该档次的收入水平,开放度仍有可能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见图8)。
2.与大国比较：我国目前外贸依存度处于中等水平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与其他人口超1亿的大国相比,外贸依存度排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历了从低到高再到中等水平的变化。2021年我国排名处于中等偏下的位置,比其他大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低8.5个百分点。由此得到启示,今后我国开放度提升的可能性要高于下降的可能性(见图9)。
三、“三轨”技术合作、制度型开放和提高资源跨境配置效率
从初步实现现代化目标、我国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变化等背景考虑,当前到2035年,我国高水平开放的主要特点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一)“三轨并行”获得国际技术合作收益
今后,我国“市场换技术”“技术换技术”“技术换市场”三轨并行的国际技术合作空间广阔。
一是“市场换技术”空间依然巨大。中国制造业规模全球最大,国内市场全球次大,两者仍在迅速扩张,国内产业和市场对技术输出方和引进方都有足够的吸引力。目前中国产业技术水平总体较高,外资企业为在华经营具备竞争力,大多数引进的技术是全球最先进、最前沿的。例如巴斯夫在广东湛江建设的新型一体化基地,是其迄今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项目,采用了全世界第一台用绿电来驱动的电加热蒸汽裂解炉,可使碳排放降低90%。①又如特斯拉,新专利“汽车车架的多向车身一体成型铸造机和相关铸造方法”在发布后不久,就将该专利设备部署在了上海的超级工厂(陶永亮等,2022)。
二是“技术换市场”诉求快速拓展。我国产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特别是一些新赛道上的创新产品,其技术实力受到多国用户和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国内相关产业发展迅速,需要拓展国际市场。这种以技术竞争力为基础的出口就是以“技术换市场”。以光伏产业为例,2016年以来我国光伏产品(硅片、电池片、组件)出口额不断攀升。到2022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额达512.5亿美元,其中,光伏组件出口额为423.6亿美元。从全球角度来看,我国光伏产品出口份额自2019年起已超过40%,如果按2022年调整后的光伏组件编码计算,出口份额已超85%(见图10)。②再如风力发电机组,据中国海关及UN Comtrade数据,2022年我国风力发电机组出口总额近10亿美元,占全球出口总值的20%以上,在海外风电市场的重要性凸显(见图11)。
三是“技术换技术”筹码日益增多。我国已成为产业技术创新大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大国和研发净出口国,愈来愈多的产品依托技术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强大竞争力。一国同时大量出口和进口技术密集型商品即为“技术换技术”,这种贸易模式可以促使我国与各国在技术和产品方面相互合作与加持。事实上,愈是复杂技术产品,各国之间技术分工愈细,技术合作共同发展的机会就愈多。多国共同努力,在中国市场或国外市场上集成的产品和服务也最具竞争力。如图12所示,近几十年,我国低技术产品的出口份额持续下降,初级产品和资源性制造业的进口则持续增加,这种产业间分工形态符合我国资源禀赋特点和产业竞争力变化。同期,我国中技术制造业贸易结构相对稳定,进口与出口份额差距较小,尤其是高技术制造业的进口与出口份额差别最小,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和中等技术产业是典型的产业内水平分工,即各方使用自身具有优势的技术进行合作生产的结果。
“技术换技术”的分工模式将面临一个重要的选择：在产品与技术完全能由国内完成或从国外引进的情况下,如何抉择?以前我国在许多领域并没有可供选择的机会,但如今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普遍提升,可选择将技术分工改为“技术进口替代”。在当今科技全球化、产业全球化的格局下,“会做的全部自己做”并不是最优选项,这种全能产业结构也得不到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技术快速迭代、利用全球资源、分享全球市场等诸多利益。在数字时代,科技创新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多国共同创新网络迅速涌现,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合作的重要新载体和新形态。现在,多国技术人员共同研发产品、共同发明专利的现象快速增加。如数字化全球设计服务平台,可以汇聚大量人才,使来自几十个国家的数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同步以并联方式研发设计一款新产品,并以灵活适宜的匹配方式组合每一项研发设计任务。这种模式推动了分工链条从传统的制造环节为主快速向全产业链条延伸,加强了跨国创新合作。
技术自主创新和技术分工要统筹考虑稳定、安全和效率。我国面临的全球技术分工格局既有诸多有利条件,也有特殊的不利方面。我国还面临更多的非经济障碍、遭受不合理打压、技术引进难度加大。因此,要在一些关键“卡脖子”领域集中攻关。
今后在技术分工和自主创新的平衡中,一定要向兼顾自主创新和安全的方向大步迈进。但是,两面性和平衡点永远都是存在的。更多利用国外技术,就能在更高起点上加快推进我国科技自立自强进程;反之,我国自主创新水平愈高,就愈能够在更高水平上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因此,我们要具备平衡这个关系的理念和能力。在未来的发展中,“技术换技术”是我国的新优势,高举经济全球化大旗,高举科技全球合作的大旗,这既符合我国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实现全球合作共赢的重要理念。
(二)引进与移出并重,减缓资源短缺对发展的约束
我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和储备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经济总量增长导致国内资源短缺日趋加重。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经济总量小,国内供需压力尚不明显。随着我国经济体量迅速增加,资源能源消耗快速增长,各种资源拥有量与我国当下庞大经济体量相比,短板十分突出,国内供给无法满足需求。2000年,我国的石油与天然气拥有量占全球比重分别为1.49%和1.18%,耕地和淡水占比分别为7%和6%,相对于全球占比为3.58%和4.91%的GDP和投资额,国内供给大致能够满足需求。然而,2021年,我国的GDP全球占比已提升至18.37%,投资额占比更是飙升到28.43%,这使得在全球占比相对较低的能源资源成为明显的短板。未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扩张,这一短板将更加凸显。
经济学原理表明,当各种生产要素边际产出率相等时,资源配置效率最高。如果要素结构不匹配,资源配置就无法达到最佳状况,整体效率也会下降。通过扩大开放引入短缺要素特别是资源类要素,对于我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保持较强竞争力至关重要。我们要努力加大国内优势能源的使用比例,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但是不同产业对能源类型的需求不同,对价格的敏感度也不同。虽然能源对外依存度高会存在风险,但若由于能源供给结构缺乏竞争力而导致企业竞争力下降甚至大批撤离,同样也会带来风险。因此,依时而动、比较权衡是战略选项。当国际环境允许时,一些重要资源类产品的适量进口(例如石油和一些农产品),可以保障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和效率的提高。否则,不仅国内消费会受到影响,产业竞争力也会大打折扣。
同时,我国还需要加大向海外移出资源和能源消耗密度高的产能。海外投资可以缓解我国资源能源压力,促进绿色发展。我国制造业中有相当部分,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是技术相对先进的产能,符合当地需求,当地也有足够的环境容量。转移到这些国家,既符合东道国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又能减轻国内能源资源压力。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高耗能的企业,利用当地丰富且成本相对低廉的资源能源,可以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之,高水平开放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稳定、有效、可持续地缓解能源资源短板对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制约。
(三)加快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升级和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明显滞后,是扩大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增长点
现在,服务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主体,中国也已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然而,无论与其他国家服务业在国内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抑或是服务业在出口中的相对地位相比,我国均处于弱势,未来还有巨大增长空间。
从世界范围看,2019年,英国、美国和日本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分别为37.2%、26.1%和23.1%;三国服务业占该国GDP比重分别为70.9%、77.2%和69.4%。同期,中国服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仅为14.6%,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4.3%。此外,通过服务贸易相对强度比较来看,①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强度远低于英国,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与美国和日本也有一定差距(见图13)。
2.发展生产者服务贸易促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提高制造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其关键途径在于更多地引进高水平生产者服务。研究表明,制造业全球分工程度高的产业,与其相关的服务业全球分工程度也高。如美国的医药和汽车是制造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也是研发、销售等服务全球化程度最高的行业(Meyer-Krahmer&Reger,1999)。在全球制造深度分工时代,没有生产者服务的全球分工深化,制造业的分工深化和运转效率会大打折扣。例如,海外投资企业需要本土金融业到海外市场提供延伸服务,这些商务服务既要符合国际标准,也要熟悉企业特点;医药企业需要第三方全球性服务企业能够在多国开展临床研究;出口生产企业需要能高效连结全球市场的运输和分销服务等(Riddle,1986;江小涓和李辉,2004)。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更需要专业的全产业链生产者服务商在全球提供服务(Lanz et al.,2018)。总之,服务贸易的增长不仅是服务贸易规模本身的扩大,同样重要的是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全球竞争力。
3.发展消费类服务贸易促进国内消费提质扩量
我国消费结构中,商品消费的比重较高。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83万亿美元,是美国的108.98%,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品零售市场。②然而,我国服务消费在消费总额中占比较低,2021年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44.2%,同期美国为65.2%,服务性消费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现在,我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1.2万美元,中等收入群体数亿人,对高质量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增长较快。据商务部的数据,2010—2019年,以“境外消费”形态进口的服务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扩大高品质服务进口,有利于丰富国内消费选择、优化消费结构、推动消费升级,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消费需求,促进国内服务消费市场的不断扩展,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四)以数字技术支撑我国产业全球竞争力提升
跨国数字企业已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市场主体。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1年数字跨国企业TOP100》显示,数字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趋势在疫情前就已显现,并在疫情期间进一步加强。图14显示,截至2021年,全球前100强数字跨国公司的销售收入、资产和净收益在6年间分别增长了158%、165%和181%,净收益更是在2020—2021年期间增长超60%。
相比之下,过去数年前100强传统跨国公司(科技行业除外)的增长趋势基本持平,2016—2020年期间销售额增长率仅为10%,不足同期前100强数字跨国企业(108%)的十分之一。细分类型来看,差异更加明显。电子商务企业与数字平台企业的销售额增长率高达210%,是传统跨国公司的20倍以上(见图15)。
从贸易内容看,数字相关和数字驱动的贸易是发展最快的部分。以服务贸易为例,交通服务和旅游服务等传统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不断下降,而全球数据驱动型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不断攀升,从1990年的1/4提高到2018年的近50%(见图16)。
数字化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比重快速上升,在服务贸易中占据主体地位。2005—2020年期间,四类细分的服务贸易中,中国数字化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增长最为突出,出口贸易规模由2005年的172.14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1530.78亿美元,15年里增长了近8倍,年均增速达15.68%。并从2007年起,在总服务出口贸易中的比重超过传统消费性服务贸易,2013年比重又超过传统生产性服务贸易,2020年比重上升至55%。这一趋势表明,中国在全球数字化服务贸易中的参与程度不断加深(见图17)。
在数字全球化中,我国产业有较强的竞争潜力。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极为显著,无论是支撑数字消费发展的网民基数,还是支撑数字生产发展的产业基础,我国都是全球最大的,由此培育出了许多全球极具竞争力的数字企业。根据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最新“灯塔工厂”名单,①全球103家灯塔工厂,中国上榜企业数量最多,达到37家,占比35.9%。
总之,今后数字全球化发展前景广阔,我国数字企业具有多方面的国际竞争潜力,数字产业仍有较大程度的开放并参与全球竞争的空间。
(五)制度型开放与提高跨境资源配置效率
过去多年,我国的开放总体上是“政策型开放”,在开放区域和开放产业上渐次扩大,对不同开放行为有不同政策取向。例如,多年来我国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并倾向于给外资企业更多优惠。较早时期,这种渐进式和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国内国际各方面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发展迈入新阶段,今后要致力于推动开放体制从“政策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型和相对定型。
制度型开放的本质,是让市场在配置商品和要素跨境流动中发挥更重要作用。这在本质上与国内由市场配置资源更有效率的道理并无二致。通过出口扩大市场、获得规模经济和分工的益处,与通过进口引进各种资源、提升国内产业技术水平和竞争力,两者同等重要;吸收外资带来的资金、技术、先进产品、管理经验等,与对外投资带来的投资收益、出口扩大、当地生产和技术获得等,两者同等重要。要平等看待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两类企业都能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借助公平竞争筛选出综合竞争力较强的企业,促进整个产业提升效率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的内外循环。因此,平等对待出口和进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是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也是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标志。当然,在扩大开放的同时,要同步加强保障安全的体制机制,例如保障公平竞争(如反补贴)的法律,保障市场有序竞争(如反倾销)的法律,制定外国投资安全审查法等。
制度型开放的路径,是结合国情对标高标准经贸协定以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国际上贸易协定存在的理由与一个国家内部政府存在的理由一样,需要设置行为规则,保障合同执行,降低交易成本,获得法律规定和社会安全网所提供的保护。现在,中国已经或者申请加入多个高标准贸易体系,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这些贸易协定涉及零关税、服务业开放、服务贸易、电子商务及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劳工保护等,都要求国内市场体系和产业竞争行为向更高水平、更符合国际相关规则的方向推进。
制度性开放的目标,是营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开放型营商环境。一是更加注重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过去多年的“放管服”改革,重点之一是新企业的准入便利。市场主体期望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对新进入企业和在位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都要一视同仁。二是更加注重建设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法制化环境。市场主体更希望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能够相对稳定和透明,企业能提前清楚知晓未来营商环境如何、政策尺度松紧和出现纠纷时的解决程序和依据,以便做出恰当的投资与经营决策。三是更加注重与国际接轨的国际化贸易和投资规则。政府要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依照法律从环保、节能、产品安全和国家安全等角度进行必要的行业准入管理。大幅度减少或取消产业补贴,必要的补贴要提高透明度,符合公平竞争原则。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造假、欺诈等行为。
制度型开放顺利推进的条件,是国内市场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更加开放的状态下,国内市场体制的扭曲和经济变量失衡的负面影响会放大至更大范围。例如当价格被压低不能及时反映某种要素的市场供求和机会成本时,企业就会超量使用,还会大量出口。再如,如果国内金融业配置资金的效率不能有明显改善,跨国投融资行为就会超常发生。还有,海外各大证券市场长期以来是中国优质企业可以选择的上市地点,如果我国的证券市场不能做到高效透明规范,我国的优质企业就会优先努力到海外上市。只有建设高标准的国内市场体系,纠正要素市场上的种种制约和扭曲,为各类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和法制环境,企业才会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做出恰当选择,高效配置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