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梧强调了“共享发展”的重要性。他列举了关于共享发展的几个争论：一个是关于一次分配应该不应该提高普通劳动者收入，还是应该压低工资。二是二次分配应不应该缩小一次分配的差距。

       宋晓梧表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指标之一，因为我们很多年来采取的都是低劳动力成本竞争”。 

　　   近年来，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我国基尼系数相应所降低，“这说明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和反应基尼系数的收入分配差距是正相关关系”，宋晓梧称，“尽管如此，中国基尼系数在全世界来看仍然是非常高的，你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比资本主义还高，使得搞收入分配研究的学者在国际研讨会上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但当下，劳动力成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出现了矛盾。在宏观层面，现阶段劳动力发生了转移，其增量也开始减少，再加上前期劳动力成本压得过低，导致劳动力成本上涨，但我国普通劳动者的总体工资福利水平和世界比较仍然偏低，还有增长空间。而在微观层面，劳动力成本占比大幅度上升使得企业经营困难。

　　   在微观层面，宋晓梧分析称，由于产能过剩导致企业减产，原材料成本必然大幅度下降，而人工费用有较大的惯性和刚性，便被凸显了出来。“在经济下行中，企业劳动力成本占比上升有必然性，这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经济危机中企业大量裁员、失业率飙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企业简单把成本上涨归咎于职工工资增长过快，对于产能过剩行业来说过于空泛了”，宋晓梧进一步表示，“前阶段中国过低的劳动力成本掩盖了诸如物流、土地、审批等过高的成本”。在其看来，劳动力成本的合理提高有利于政府重新审视并改善企业的总体经营环境，提高就业质量。“当前，企业经营困难主要是产能大量过剩，而不是劳动力成本过高惹的祸”。

　　   其进一步表示，“工资水平的提高会倒逼企业改变血汗工厂制度，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从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推动全要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并提高就业质量，这已经是被工业化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史所证明的”。但其也告诫，不能在短时间内过多的、过快的、过高的提高劳动力工资，政府可以通过调整最低工资增长幅度，适当缓解工资成本过快增长的趋势。

　　   “越南、老挝、柬埔寨的劳动成本比我们低，如果我们现在还要坚持把劳动力成本压到这些国家的水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普通劳动者如何共享？共享发展在哪里？那样中国收入差距将有多大？”，宋晓梧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