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周期与产能过剩
目前我国许多制造业面临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化解产能过剩将成为未来2-3年甚至更长时间经济工作的重点。但是简单的关闭过剩产能又会导致地方政府面临财政收入减少、债务违约事件增多、大规模失业等问题,从而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尽管中央政府要求一些产业“去产能”、“去库存”,但“去产能”推进缓慢而艰难,一些企业变成了“僵尸企业”。
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必然产物,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经常发生产能过剩。中国此轮产能过剩由2004-2007年、2009-2010年间两次经济过热和投资过度的叠加效应所导致,较以往更为严重,加之全球经济低迷,因此变得更为棘手。此轮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钢铁、煤炭、水泥、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市场集中度低、企业规模小、行业发展混乱,这与美国早年(1880-1910年)的产业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早年的做法是通过企业之间兼并重组完成现代工业的大整合和大发展,并彻底拉开与欧洲工业竞争力的落差。因此,美国早年产能重组与提高产业集中度的商业模式和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当前化解产能过剩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美国1880-1910年的产能重组
(一)美国早年产业结构的“散小乱弱”特征
19世纪后半叶,随着铁路、通讯及动力技术的发展,美国工业化进入高涨时期,西进运动促进了全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钢铁、石油、化工、烟草、铁路等产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此时,美国政府采用的是自由放任的发展政策。由于市场规模诱人、产业前景良好、进入门槛较低,大批厂商涌入,投资高涨,低水平、低起点重复建设严重,价格战等恶性竞争频繁发生,市场秩序混乱,导致许多产业全行业亏损或微利运行。
当时,美国钢铁企业高达数千家,规模参差不齐。1890-1901年间,被美国钢铁公司并购的钢铁企业就高达785家。铁路行业的情况也大致如是,众多小规模的铁路公司独立运营,主干线之间进行毁灭性的竞争,铁路公司纷纷采用回扣、降价和敲诈勒索等非法手段招徕客户,企业常常组建卡特尔划分势力范围,但卡特尔极为不稳定。
(二)产能过剩行业微利成为并购重组的重要诱因
1873年10月-1879年3月,美国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铁路及其相关产业出现了较大的产能过剩问题,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大笔贷款无法偿还,恐慌波及银行体系,银行发生挤兑。但此次危机程度不深,不久就得到了恢复。随后,美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掀起了几波建设狂潮,建立起了主要运输地区间密集的铁路网,1890年其铁路里程已经达到16.7万英里,远远超过了当时的需求。1893-1897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外市场对美国产品需求减少,国内购买力大幅缩减,美国经济结构负荷超重,使得运输业和制造业过度膨胀所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变得更加严峻。在此期间,接近20%的人失业,大多数行业陷入低迷。金融形势也急剧恶化,1893年5月,股票市场崩盘;银行收回并停止贷款,当年16000家企业因此破产;624家银行破产,破产总额达3.5亿美元。1907年的金融危机又使钢、铁产量分别下降40%和38.2%,制造业指数出现断崖式下跌,如图1所示。经济衰退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竞争加剧,一些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
图1 1880-1914年美国弗克里制造业指数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二百周年纪念版:殖民地时代至1970年,美国统计局
(三)银行资本主导产业并购重组
制造业的微利甚至亏损直接危及银行资本的安全,银行资本开始谋求自救,参与主导了大规模的产业并购重组。JP摩根充分运用金融信贷杠杆,依托各个行业的龙头企业主导了美国钢铁业、铁路公司等行业的大整合。在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总共有1/3的铁路公司进行了重组和债转股,最终形成了由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控股的局面。所有者利益通常由董事会中为企业合并提供资金、同时所有债转股转过来的股权的银行成员出面代表,直到20世纪20年代,银行家对大公司董事会的影响才逐渐淡出。
银行资本主导的产业重组不是简单的就地关闭。因为就地关闭不但会引起原有经营者及员工的强烈抵触,而且会造成银行的坏账,危及金融系统安全,所以当时普遍的作法就是兼并重组。在兼并重组中最常用的模式是将同一区域具有上下游联系的企业组成一个大企业集团,由大企业集团控制产量和价格。
(四)资本市场的发展为并购重组提供了便利
1863年成立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及其后成立的波士顿、费城和巴尔的摩股票交易所为并购浪潮提供了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平台。随着上市发行股票量以及股价的持续上升,并购所需资金的融资成本越来越低。资本市场所具有的融资、定价、交易、信息流通等功能,使其在并购的各个环节都能发挥独特的作用。据统计,在此次并购重组浪潮的高峰时段,有60%的交易案是在这些证券交易所中进行的。另外,纽约证券交易所逐渐排除小公司的股票和债券,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企业的合并,合并后公司的股票才有资格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
三、美国产业集中度提高带来现代工业异军突起
(一)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产业竞争走向有序
资源整合使得美国产业集中度大幅提高、竞争减少、效率提高、议价能力增强,产业竞争秩序改进。1895-1910年间,有3700多家企业在合并中消失,如表1所示。美孚石油在1880年并购了400家企业,被并购产量占总产量84%;1890-1904年美国烟草并购150家企业,被并购产量占总产量90%。1901年,集中率达到50%或更高的行业占制造业增加值的近1/3,美国钢铁公司兼并的公司数高达785家,使钢铁行业集中率高达78.8%,纸张及其产品行业集中率高达71%,运输设备行业集中率达到57.3%。经过整合重组后的各个行业由大企业主导,逐渐步入有序发展状态。
表1 1895-1910年合并中所吞并的企业数和合并的资本数
资料来源:拉尔夫•勒•纳尔逊,《美国工业的合并运动:1895-1956年》,国立经济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7页。H•N•沙伊贝,H•G•瓦特,H•U•福克纳著,彭松建、熊必俊、周维译, 《近百年美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二)大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规模效益凸现
经过大规模的产业整合与并购重组,形成了标准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通用电气、美国钢铁公司、杜邦公司、国际收割机公司等许多巨无霸企业。在1893-1897年经济危机期间,大量中小企业纷纷破产,而标准石油公司、卡耐基钢铁公司等大企业凭借雄厚的实力和有效的生产经营模式安然度过了罕见的经济衰退。大企业产生的规模效益显著,生产成本大幅降低。1880年,日生产能力在1500-2000桶之间的炼油厂平均成本约为每加仑2.5美分。美孚石油将产量集中于少数工厂,到1885年使得炼油厂保持每日5000-6000桶的产量,平均成本降至每加仑1.5美分。并且,合并之后的大企业更有机会实现前后向一体化和产品差异化,建立自己的品牌。
(三)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稳占全球市场
经过合并之后的大企业都认识到如果要维持在各自行业里的强势地位,就要具备产品创新能力和研发能力,而且他们也更有实力开展成本高昂的研发活动。19世纪90年代末,通用电气建立了美国工业领域第一个现代化的研发机构。其他大企业纷纷效仿,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在1909年开始增强研发力度,贝尔电话实验室在1925年已初具规模,美国钢铁领导整个钢铁产业完成升级换代。
经过整合之后的美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大发展。1913年,美国工业产品产量已占世界总量的1/3以上,超过了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大幅提升,并迅速占领了世界市场。1890年,美国钢铁产量(包括钢和铁)超越英国,此时美国和英国分别占世界总产量的34.4%和29.4%,美国开始成为世界钢铁行业的领导者,其领导地位一直保持到20世纪70年代。标准石油公司成为当时世界第一个石油“巨头”,几经拆分合并的埃克森美孚至今仍然是世界石油“巨头”之一。通用电气和德国电气则几乎瓜分了世界市场。
(四)促进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形成
美国企业在合并过程中带来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急剧分离。被合并企业的所有者要么获得现金或债券,要么得到新企业较少的股份,不会给企业带来实质性的影响。所有者的权利交由董事会执行,经营决策交给领取薪金但不拥有或只拥有少量股份的经理们做出,董事会控制经理层。在早期,所有者利益通常由董事会中为合并企业提供资金的银行成员出面代表,合并浪潮促进了美国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形成。
四、基于上述历史经验,对我国当前“去产能”的政策建议
我国产能过剩行业普遍存在产业集中度较低、企业规模偏小、竞争混乱等问题,这与美国早年的产业发展状况极为相似。市场集中度低与产能过剩一样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根据美国早期产业发展经验,提高产业集中度,可以使企业的市场行为更加理性,市场分工更加明确,在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以及金融机构的博弈中更具主动性,具有更大的议价空间和议价能力。为此建议:
(一)去产能以企业兼并重组为主要方式,实行以“行业龙头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主导产业整合”的基本运作模式,提高产业集中度
这里所说的行业龙头大企业,可以是国有企业,也可以是民营企业;金融机构则可包括原来就与该产业的企业有业务往来的银行与信托机构,也可以包括专业于兼并重组的股权投资基金;金融机构与企业也可以“债转股”,在一定时期内作为股东参与企业的活动,以后再择机退出。通过行业龙头和金融机构共同主导产业内企业的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产能过剩产业“供给侧改革”,同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二)在部分产业中以国有企业为抓手,加快推进产业整合重组,同时促进混合所有制改革
目前,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钢铁、煤炭、水泥、石化、有色金属等行业多为国有企业较为密集的行业。国有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加之地方政府扭曲的政绩观、财政预算的软约束、模糊的土地产权,导致国有企业在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与此同时,国有企业的目的和使命之一就是弥补市场失灵,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抓手。因此,在一些国有企业比重较大的产业中,依托国有上市公司开展产业整合,将零散的国有资本和其他社会资本集中到上市公司和优势企业,推动更多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混合所有制的公众公司,提高国有资本证券化水平,既可以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又可以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还可以防止地方政府通过干预国有企业而引发产能过剩。
同时,各行业中实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也可以为龙头企业,与银行联手进行产业重组。但由于国有与民营企业间的产权交易目前还存在各方面的障碍和阻力(都怕国有资产“流失”),民营龙头企业可以主要兼并重组其他民营企业。
(三)完善资本市场功能,扫清产业资本运作障碍
资本市场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从美国早期产业发展经验来看,股票市场在企业并购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在当前实体经济下行、迫切需要产业重组的背景下,完善资本市场功能尤为迫切。中国证监会对企业并购重组的监管非常严格,手续非常复杂,审批时间非常长,导致企业并购重组比上市还难。证券监管部门需要进一步减政放权,减少审批事项,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做好服务上来。
(四)社保政策托底,为“去产能”创造必要的社会条件
用企业重组的方式去产能,企业破产较少,产生的失业也较少,但仍然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职工下岗。企业破产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是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政府需要做的是最大限度地缓解因此所造成的社会矛盾。首先,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相关法律,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其次,可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出资成立破产企业职工补偿引导基金,引入社会资本实现商业化运作,国家为这些基金的运作提供优惠条件。最后,畅通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职工的沟通渠道,建立微观主体的“多边谈判”机制,通过谈判解决破产补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