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社科联主席、教授王战出席并演讲，题目为《改革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分析》。
王战表示，改革开放40年真正带动中国经济起来的有十个方面：一是理论创新，二是人口红利，三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四是改革开放，五是园区模式，六是土地批租，七是非均衡发展模式，八是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九是民营经济，十是渐进式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王战：我的题目改了，和40周年更契合的一个题目，就是改革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路径分析。
《解放日报》上发了我一篇演讲，我在7月的27个国家的汉学班的研讨会上讲的，他们要听你们中国40年到底怎么起来的？所以我讲了中国的10个窍门，其实讲了我们的10个成效。在这之前我反复思考两个问题，我们当前用什么样的认识来总结改革开放40年，二是“富起来”与“强起来”两个阶段的改革，它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什么，我一般把这40年是分开的，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的35年和后面的5年，这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在讲的时候我把这两个问题也同时回答一下我的看法是什么。
改革开放40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带动中国经济起来的，我觉得地方上感受最深的是十个方面：
一是理论创新。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我们最近的报纸上讲的比较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句话就把它代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下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点不能搞错，这条非常重要，甚至我们可以讲列宁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他搞的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但是这一条没有认识到，所以到斯大林就搞发达社会主义了，过了，我们前30年也有这个问题，所以从邓小平开始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突破，但是在这方面的理论系统性还不够。
二是人口红利。我们是双倍的，现在我们讲印度、印度尼西亚，人口年轻化，有人口红利，但是我们有50年代的高出生率，这到了70、80年代正好进入了工作岗位，再加上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个时候实行了，我们养老系数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是双倍的人口红利，认识这一点对认识我们往后人口红利很快消失以后带来的问题是比较清晰。
三是家庭联产承包制，我把它放人口红利之后，它对农业的促进时间不长，只有前五年到1985年以前它使农民的收入年均提高16%，因为承包地很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量的农民几乎全部青壮年都离开农村到城市里打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实事求是地评价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也是我们值得考虑的，这也是我们在2011年做家庭农场那个项目，后来温家宝总理批的项目的原因，必须使农民在土地规模上要扩大，当时我们界定100亩土地使农民得到的收入可以高于出去打工的一倍，希望能够留下10-20%的青壮年在农村从事农业和农村建设。
四是改革开放本身。问题是怎么理解，实事求是的理解，这个词不是改革开放，应该是开放改革，这可能使我们更容易看清问题。这次深圳来了不少的同志，可以查40年一系列事件，我们成功的案例当中往往是开放提供了一个市场参数，才有了比较成功的改革，关起门来的改革往往是搞不好的，所以这条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去总结。
五是园区模式。我接待了很多外宾，包括“一带一路”，包括这次汉学班，他们对中国的园区模式很有兴趣，认为搞一个园区就能够起来了，其实我们对园区的上有一些问题，园区是我们很成功的模式，但是它是在什么条件下成功的？因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市化系数不到20%，很多外资进来了，对煤、水、电、道路很多东西我们提供不了，那么划块地出来，就把这个企业安下来了，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简易的城市化移动，简易的城市化模式，但是我们后来把这个模式深化了，这在中西部特别明显，为什么在中西部搞了很多包括国家级新区，搞到后面空了，因为它只看到园区模式，而没有看到整个外资进来了，其他营商条件。
六是土地批租。从地方上来讲这条是最管用的，但是这两三年也是给批的最厉害的，甚至有人已经不敢讲土地使用权的有偿转让了，因为后来扣了一顶帽子，这是地方政府把房价抬高了，试问一下，在中央和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均衡的情况下，你给了地方这个权力，他不用这个用什么？其实大量的钱还是用于整个地方的城市建设、道路建设，可以说没有土地批租就没有浦东新区，因为上海没有问中央要钱，是自费改革、自费开放的。如果没有土地批租，也没有高速公路这么快的建设，奥巴马和特朗普都很奇怪，中国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初步估算了一下，40万亿左右，正是这些钱完成了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已经到了50%以上了，城市化系数也到了这个程度。
七是非均衡发展模式。这里面曾经有过问题，在本世纪初后，我们走向从一部分地区富起来走向共同富裕，所以曾经号召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地区转型发展四个口号一起提，如果一起提它是违背了非均衡发展的，当初我们抓个深圳，深圳有20万人，然后带动了沿海，一个浦东、一片农地带动了长江经济带，普遍号召，那中央一级开会了，然后他就要到省里，省里常委要听中央的政策，然求到地级市600多个，再到2000多个县，全部要做那一定政府债务大量上去，所以为什么这几年我们政府债务上的很多，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两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八是财政包干和分税制对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财政包干是一个并不公平的一种财政制度，80年代初我曾经算过，上海的人均财政负担是广东的70倍，因为我们1000万人，它是7000万人，他报10亿，我们报100多亿，但是我说这是一个正确的政策，为什么？为什么我们35年改革当中大家的积极性这么高，就是樊纲刚才讲的，我们用改革语言来讲就是激励机制的问题，农村家庭承包，交了公粮是我的，他有积极性，企业承包，增加出来的都是我们的奖金，地方包干增加的是我的了，他有积极性，所以中国的改革35年当中是自下而上，有机制在推，这个也值得我们现在改革当中思考。现在农民农村的积极性、工人企业的积极性以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个激励机制怎么建立，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九是民营。我没有讲国企，因为我们国企还在进行时，现在很难评价说它已经达到了一个成功的模式的高度，但是民企的改革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欧洲的起来是从11世纪长子继承权以后大量的农民到城市里去了，给他们离开土地所带来的创新精神。现在我们登记注册2700万个企业注册，所以中国应该垮不了，是我们40年冒出来一大批闯荡市场的企业家，只要这批人在，他们的预期在，他们的信心在，中国的市场一定是有韧性、扛得住的。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好好总结，好好保护民营企业的积极性，这块很重要。
十是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这点非常重要，不再赘述。
这十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前面讲的两个问题，我们现在在总结的时候就碰到有些人认为我们前35年改革全部是对的，如果说你和前35年对不起来，他就认为你不改革了，也有一部分人从来不提利用外资，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来不提邓小平讲的发展是硬道理，他讲的就是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40年过来的，这也不对的。所以我们要防止左的和右的倾向，左的和右的倾向就意味着你不需要继续改革了，而在这方面只有用唯物辩证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前面我讲的是十个成效，但是这十个成效当中都有成本效益问题。
像理论创新，我认为要一以而贯之，如果把这个搞清楚，我们就知道这五年来中央出台了很多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为什么提出来？是与时俱新。也有的应该是否定的，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在那个时代我把它放在第二位，我认为很重大，人口红利创造了，现在应该去掉，更多的是要做利弊分析，把它好的东西留下来，同时对他的成本效益做分析，要进行进一步改革的，如果把这个问题理清楚了，前35年和后5年之间的逻辑关系是非常清楚的。
我曾经把这个带来的问题以及这5年当中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当中所提出的一些举措，它之间的逻辑关系应该是很清楚的，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改革开放40周年，来回顾前40年，展望后面，掌握这个逻辑关系非常重要。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