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题目，涉及很多重大问题，既有理论问题，也有实践问题，我这里主要讲理论，理论讲清楚了才能系统地理解实际。

　　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现在又有三次分配的概念，先简单讲一下。一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分配，二次分配是根据平等的社会需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分配，三次分配以前不太提，最近有提出，一般是指做慈善事业，针对特殊群体、特殊问题用些特殊资源分配的补充。

　　我着重要说的是，为什么一次分配特别重要，特别是对于共同富裕特别重要。最近看到有人专门写文章谈二次分配多么重要，二次分配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环节，我很不同意。首先，一次分配涉及到富裕，涉及到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涉及到经济能不能发展，涉及到蛋糕能不能做大。我们是要平等，但不是要平等的贫穷，我们要共同富裕。以前一个重大偏差，就是把富裕这件事忘了，平等平等，最后成了平等的贫穷。怎么才能富裕?要充分利用好资源，利用好各种生产要素，要不断地创新。一次分配，根据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分配(理论上抽象地说，就是“按要素边际生产率进行收入分配“)，在一定意义上是要素充分利用、有效利用、有效配置资源要素的激励机制。谁的贡献大，谁的分配收入多，谁的生产率提高得快，谁的收入更多。更充分的、更好的利用起这些资源、要素，我们的收入才能不断增长，才能更加“富裕”，蛋糕才能不断做大，这是一次分配的最重要的意义，因此它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收入分配环节。这是第一个方面，为什么一次分配重要。共同富裕的概念比收入均等更宽大，不是只有平等，而是要求实现收入不断增长，大家共同增长。

　　第二方面的理由，一次分配是根据要素贡献进行收入分配，收入分配给要素所有者，因此就有一个要素本身的分配问题，也可以说是财富分配的问题，决定着收入的分配。一次分配会出现收入分配偏离共同富裕的问题。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如果要素的拥有者和使用者是统一的，就不会出问题，比如劳动，劳动是无法被别人拥有的一种生产要素。你的劳动贡献大，收入就高。一会儿我讲人力资本也可以差别很大，可以在分配环节造成差别。这里我们先假定劳动要素相对比较平均，每个人都有一份劳动，每个人都可以就此获得工资性收入。但是，除了劳动要素之外，其他要素都可能出现要素的产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问题，出现“财富分配”的差异问题。比如土地，假定生产力相同，但是人与从之间拥有土地的数量不同，如果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是少数人，多数人不拥有土地，就会导致收入都集中到那少数人手中，出现收入差距。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反复出现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改朝换代一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土地所有权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土地由农民耕种，但它为地主所有，土地要素贡献所创造的收入就都归地主所有。资本更是会出现大量集中，导致收入分配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就是前些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写的《21世纪资本论》的主要论点：过去几十年的财富分配的失衡导致了收入分配失衡，1%的人拥有90%的收入，因为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因此，基本的逻辑是：要素所有权的分配或所谓财富分配，是收入分配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一次分配重要，一次分配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分配问题，就是财富和要素所有权、收益权的分配问题。这是我们研究共同富裕的最尖端的问题，实际也是历史上，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财富的积累，财富的分配，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和失衡。总之，如何避免要素分配过于集中在少数从手中，本质上首先是一次分配的问题，二次分配可以通过税收加以一定的调节。但财富分配差异过大，二次分配是调整不过来的。一会儿我讲中国的情况和其他地方情况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

　　第三方面的原因，人力资本差距会导致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本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一种生产要素，甚至可以说越来越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刚才说劳动可以是大家各自独立拥有的要素，所有权与使用权比较统一。但受的教育不同，使人们机会不均等，使人们获取收入的能力出现差别。受教育高、知识水平高的人，工资会比较高，因为他贡献比较大，因为他生产力比较高。这还没有涉及到创新问题，创新使得具有创新能力的少部分人，可以通过对市场的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占有获得高额收益，然后进一步扩大财富占有的差距。这就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醒目的一种现象，即新兴的“首富”们许多都是科技公司的拥有者，他们拥有的较为“高级的”人力资本和比别人更大的创新能力，导致了收入差别。因此，一次分配的重要性也在于它不仅仅是现有的要素充分利用、提高效率基础上实现的收入分配，更重要的还在于有些人可以创造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生产要素，在收入的创造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从而获得越来越多的收入。共同富裕要求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在创新问题上，也有一个平衡效率和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显然不宜通过否定知识产权、强行压制科技公司收入或高额税收的办法追求收入均等。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全民的人力资本和更广泛的创新激励，使更多的人获得创新收入。所以这个问题本质上也是一次分配问题，二次分配税收调节可以起一定的调整作用，但不解决根本性、基础性的问题。

　　后面这两个因素本质上是一样的，即要素的分配、财富的分配决定着收入的分配，但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有所差别，前者是对于现有要素的占有权的集中导致差距扩大从而导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而后者则是新要素(比如新的科学技术或商业模式)创造能力的差异，导致收入分配的差距。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第一，我们必须重视一次分配，重视资源利用、重视要素利用，才能不断增长，才能共同富裕。第二，我们必须重视财富分配，才能在财富分配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我们要重视人力资本的分配，人力资本的提升使得人们不仅有更多的财富收入，而且有更多的创新收入，在此基础上能够实现我们的共同富裕。

　　中国在共同富裕的问题上，有一些特殊的体制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公有制的体制，即农村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和一部分国有资产。最近我的一个同事写了一本书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改革的过程，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的集体土地制度是怎样形成的。当时集体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避免土地兼并的问题。现在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制度仍然在避免土地兼并的问题发挥作用，没有土地的大规模兼并，基本的要素平等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土地制度可能有缺陷，有些资源闲置，利用率不高的问题还有等待解决，但这些问题能通过体制改革的方法逐步加以解决。最近我说应该把农村闲置宅基地利用起来，有人说是不是要剥夺农民，实际上现在农民是剥夺不了，土地包括宅基地已经“确权“了，在确权基础上如何使农村土地要素充分利用起来，让农民从中获取收益，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国有资产的存在，是否能发挥积极的作用?现在我们都非常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而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资产面临一些特殊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使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供等基本的收入分配过程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国有资产的问题在于：第一，它的效率比较低，公有资产往往都有效率低的问题。但平等问题，共同富裕问题，永远有效率和平等的平衡问题。以适当的效率损失来换取共同富裕的平等，在经济学意义上是合算的。反过来，国有资产在公共资产、集体资产的问题上，如何通过改革机制体制提高利用效率，这是我们一直面临的问题。过去大锅饭的集体土地制度改成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一大部分问题，国有企业通过内部机制改革，通过在一些领域的发展和退出也可以改进效率。第二，公有资产往往面临腐败问题，如何使这些公有资产真正为公共目的服务、为共同富裕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不再出现历史上有过的官僚资本主义，所以我们现在反腐败非常重要。第三，国有资产往往因为实力雄厚和国家支持可能“鍄吞”民营企业。我们不缺国有企业，我们缺少的是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出现困难，国有企业帮助它纾困，往往会最后把它变成国有企业，这样反倒减少了民营企业，减少了经济活力，可能增加了一些无效率问题。把以上这几个问题解决好，使我们的公有资产在追求公共目的中发挥正面的作用，真正起到共同富裕的作用，也许是我们中国避免大规模资本集中和财富集中，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通道。这里面很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但是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国有企业机制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永远有效率和平等的均衡问题。我们在思考共同富裕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显得特别重要。

　　最后，我们要通过二次分配如何加强一次分配中的共同富裕的因素，特别是如何通过二次分配当中教育、社会保障机制，使得人力资本能更大增长，使得老百姓能更多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增加收入来源。同时，我们经过一系列改革，能够使居民更多获得财产性收入，在财产性收入和人力资本收入方面实现共同富裕。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次分配是最重要的，它涉及很多基础性问题，不是二次分配能够解决的。因此我们更多注意力要放在一次分配的基础性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