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方面面改革成效的总结后，让我对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充满了信心。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是当前的热点问题。当前经济形势不太乐观，2022年经济增长结果不太理想，难以达到年初5.5%的预期。2023年的经济要进一步复苏，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期待。首先是期待财政货币政策发力。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发力。那么财政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的宏观政策如何形成合力?这是当前各项政策协调中的一个重点。

　　去年十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项政策要相互协调。在党的二十大、历次全会及中央重要会议上，大家都能看到类似的话语。加强各项政策的协同，加强各方面改革的协同，是政策、改革实施追求的愿景，但实际效果不是太理想，面临诸多难题。之所以存在较多困难，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属于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在这里，暂时不去深究，我想强调的是，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来支持经济复苏，首先要看当前财政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这是一个前置性的问题，若是不总结疗效，只是加力开处方，可能会陷入认识误区而导致新的公共风险。

　　这些年来财政货币政策效果边际递减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这些年来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它的效果在边际递减，而且边际递减很严重，递减的很快。财政货币政策实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实施的条件在快速变化，即经济形势在不断变化，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也在变迁。让财政货币政策这个“药”治病，这个“病”就是经济下滑，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下降，而这个“药”的效果在快速边际递减，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加力”取决于政府，而“提效”不是政府说就能真正实现的，这取决于当前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这就涉及到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体制条件。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要配合、有反应，如果市场主体对政府的政策刺激信号比较迟钝，政府的刺激政策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当前经济的核心问题还是预期转弱，没有实现根本扭转。这一年多来，预期转弱的状况依然很严重，或者处于下滑通道。从民营企业投资就可以看出来，民营企业投资的占比，原来超过60%，现在下滑到55%。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无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怎么刺激，政府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都难以形成合力。这种情况下，政策效果就会严重递减，出现更大的风险。

　　更大的风险在哪儿?市场预期没有转变，市场的积极性没有起来，投资意愿不强，再加上社会消费意愿比较弱，这种情况下让我们依靠政府发力，用财政货币政策去刺激经济复苏，有可能导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更多地去替代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这意味着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要发挥更大作用。只有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才能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所以，这里隐藏着一个风险，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能削弱。政府加力配置资源，就有可能发生资源的配置效率下降，使用效率下降，这样就可能导致越是刺激经济，经济越难以提振，有可能陷入这样一种循环。经济增速，事关我国“十四五”目标、现代化两步走的战略目标，一旦经济本身陷入“低速轨道”，靠政府加力来提振，陷入上述循环的风险就会变大。如果不考虑这样一种循环，我们追求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长期意义上可能带来更大风险。对这一点要有充分估计。

　　财政货币政策效果提升的条件是“政策”与“改革”协同

　　我们讲财政货币政策要协同发力，支持经济复苏，就必须让市场真正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如果这个前提被削弱，市场的内生动力不足，恐怕政府发力的方向、方式就要调整，即不能仅仅依靠财政货币政策，更多要靠改革举措。改革是经济内生动力的保障，特别是国有、民营经济要有动力，形成新发展格局，那毫不疑问要全面深化改革，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改革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如果没有改革推进不力，或者用宏观政策去替代一些改革措施，恐怕经济复苏依然处于疲乏状态。如果达不到预期增长目标很可能放任政策加码加力，政府这只手的作用越强，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就变得更弱。几个循环下来，可能不由自主的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距离我们的目标渐行渐远。所以，在财政货币政策加力提效的同时如何在改革上发力，让“改革举措”与“政策措施”协同就变得十分重要、非常迫切，如果仅仅从政策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

　　在一定意义上，改革的加力提效应当放在首位，作为前置条件，政策的协同加力提效是后面的，在逻辑关系上要作一个调整。现在的逻辑关系似乎是宏观政策冲在前，改革举措放在后，能不能倒过来，改革举措放在前、宏观政策做配合，给它创造条件、扩大空间。这样改革和政策二者协同，这从眼前和长远来看，效果都会更好。当前市场经济内生的动力减弱了，这不是周期性的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结构性问题，仅满足于在宏观政策上发力、讲协同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还是要从改革入手。

　　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可以针对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发力，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从而进一步疏通财政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目前存在障碍，根源在于货币政策的体制基础出现了问题。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也在递减，意味着财政政策的体制基础也需要进一步完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应当把现存的体制基础问题解决好。首先要健全财政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财政体制、预算制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所依靠的资本市场制度、中央银行制度，推进金融机构的市场化。财政货币政策传导的共同体制基础是市场制度，特别是金融市场制度。而我们的金融机构名义上是市场主体，但很多行为更像是“二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按照市场的信号在配置资源，更多是按照政府这只手的要求。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关键是资本、资金，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金融的市场化改革，是激活现代经济核心的关键之举。

　　上述这些体制基础的问题解决，必须和现有宏观政策协同发力，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就政策论政策，更不能用短期政策替代制度性安排。这是当前政策要发力时，需要充分考虑的一个前提条件。(本文系作者 023年1月6日第十九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