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把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任务。怎么扩大制度型开放，就其本质看，要靠深化改革，推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一、制度型开放一直在路上
制度型开放是相对于传统国际经贸规则下的商品与要素的流动型开放而言的。虽然“制度型开放”是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的，但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型开放事实上就开始了。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过程中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的一系列改革和政策措施，都包含着制度型开放的内容。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大幅度削减和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签署并生效的19个自由贸易协定(FTA)，在接受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同时，就开始了制度型开放。
对外开放的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也是不断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过程。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等，就是面向全球的制度型开放。
设立21个自由贸易区，不断大幅度消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设立海南自由贸易港，实施新的外商投资法，不断修订并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广交会、服贸会、消博会等等，也都是在进行制度对接型的开放。
提出并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积极主动的制度型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货币融通、民心相通，都包含着制度型开放的内容。
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都是制度型开放的典型体现。
所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推动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出去，引进来，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国际贸易协定的过程中，事实上都在不同程度地推动制度型开放。因此，制度型开放一直在路上。不是过去没有，而且今天更重要。
二、扩大制度型开放意义重大
扩大制度型开放，扩大至关重要。把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息息相关。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对开放，尤其是制度型开放提岀了新的要求。要求版本升级。扩大，就是推动升级。稳步，就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应对外部风险和挑战，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必须扩大制度型开放。现在我们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经济全球化走势出现了诸多变化，和平与发展很难说依然是时代主题，政治上对抗与经济上冲突的矛盾凸显。全球疫情影响产业链供应链“掉链”“断链”险象环生。全球极端气候变化更增加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环境更为复杂，挑战更加尖锐，安全风险更加严峻。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不可能关起门来躲避，事实上想躲也躲不掉。正确选择就是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只能是进一步敞开大门进一步深入开放，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扩大与国际的对接，进一步深度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的变革。
从国内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缓解面临的矛盾和压力必须扩大制度型开放。新形势下，发展的问题和矛盾也前所未有的突出。虽然我们经常讲韧性大、活力强，长期向好基本面没变。但事实上，不平衡不允分矛盾更加突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状况并未根本好转。三年疫情严重拖累了经济。稳大盘一直都是沉重压力。对此，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作了全面分析，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感触更为强烈。怎么稳住大盘，使经济从影响中尽快复苏，对产业链供应链“稳链”“固链”，扩大制度型开放是个重要推动力。扩大制度型开放，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地融入国际经济贸易体系，有利于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相互促进，实现高质量发展。
因此，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突破口或抓手，促深化改革、促构建新发展格局，促高质量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更为迫切。
也正因此，2018年以来，“扩大制度型开放”得到越来越强烈的重视。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等重要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重要文件中被多次提及，形成并作出全面且深入的阐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扩大制度型开放”更是被首次写入，凸显其重要性。党的二十大后首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深圳和上海浦东新区时，在博鳌亚洲论坛、进博会等场合多次强调要加快推动制度型开放。都表明扩大制度型开放已成为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既然是重大决策部署，那就事关全局了。
三、如何扩大制度型开放
2023年，我国改革开放进入第45个年头了。45年来，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相互促进，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改变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版图。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关键一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
扩大制度型开放，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2015年5月中央印发《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之后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央深改委会议等重要会议都强调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深化市场指向改革的角度看，扩大制度型开放必须要深化以下方面的改革。
一是规则改革，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规则就是国际惯例。是通过协商、谈判达成或约定俗成的共同遵守和维护的行为规范。WTO规则，RCEP是规则，FTA也是规则。改革规则，就是改变行为规范，按国际惯例办事。一方面是国际规则中国化，根据国际规则不断调整国内经贸政策和行为规范，加强与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相衔接。另一方面，是中国规则国际化，为国际惯例提供“中国方案”、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高规则变革中的话语权，通过谈判和斗争，使国内经验和规则为国际接受，变为国际规则。
二是规制改革。规制与规则一字之差，内容完全不同。如果说规则是条款，规制就是法律法规。规则可以谈判协商，约定俗成，规制则是带有强制性的政府立法。根据国际贸易规制，改革我国现有与国际规制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相关经贸法律法规，加强与国际规制对接，可有效提升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融入度和发言权，提高贸易效率和效益。受多种因素影响，目前国际经贸规制正在重构，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重新“拉群”“建群”，制定对其更有利，而对于我国更严苛的国际规制合作框架，在《欧盟—加拿大综合经济贸易协定》《美墨加协议》《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自由贸易协定中都包含了新的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规制合作条款。因此，我国必须把握好国际规制变化与合作的新趋势，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既保持我们的独立自主性又在规制上接好轨。
三是管理改革。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打造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管理的开放和与国际接轨，就是营商环境的改革开放。世界银⾏自2003年开始，每年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就是从它的角度找寻一种管理方面制度对接的共同语言。《报告》显⽰，由于⼤⼒推进改⾰议程，中国曾连续几年跻⾝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的经济体排名前⼗，并且在总排名中连续获得⼤幅提升。近年来，我国不断消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特别是21个自贸区削减幅度相当大。在海南自贸港，不仅缩短负面清单，而且让外资准入的力度更大。因此要构建开放型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机制，放管服改革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依法办事，推动形成国际化的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营商环境也要与国际接轨，就是管理制度的开放。
四是标准改革。国际贸易是有标准的。联合国制定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自1951年颁布实施以后，进行了数次修订，除门类框架不动以外，其他类目，随着层次的增加变动也相应扩大。 SITC采用经济分类标准，即按原料、半制品、制成品分类并反映商品的产业部门来源和加工程度。该标准目录使用5位数字表示，第1位数字表示类，前两位数字表示章，前3位数字表示组，前4位数字表示分组。联合国已经公布了SITC(Rev.4)。然而，SITC在我国却较少使用。因此一方面要不断改革国内行业标准并与SlTC接轨。同时加快中国标准走出去的步伐。特别是制定符合国际惯例的中国标准，至关重要也是当务之急。制定国内行业标准可以对照SITC，体现中国特色。积极将国内标准推向国际，让更多的中国行业标准被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可和接纳。也可以在修订SITC时，不断增加中国标准元素。
此外，扩大制度型开放的改革，要更加重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要让民营企业在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市场主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改革，重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是个抽象概念。市场由一个个市场主体的供需活动组成。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我国目前是1.6亿家。市场主体又主要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构成。两个毫不动摇主要指这两个方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白了就是政府和这两类市场主体的关系。国企就是政府的，关系处理好办。难的是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这么多年的改革，许多事情反反复复，就反复在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上。所以深化改革，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深化处理好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改革开放45年的实践表明，什么时候民营企业的权益保障好了，作用发挥好了，什么时候经济的活力就强。反之亦然。因此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定要十分重视民营企业的作用和发展。(此文系我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在第十九届中国改革论坛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