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和产业革命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突破口设计的两个不分离的本位和坐标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5年，应该说市场经济成为了中国改革的第一发展本位，然而这种以传统城市化、工业化、信用化等为主的发展模式具有天然的跛脚性质，蕴涵多种危机，难以推动中国经济体系可持续地达到世界顶端，仍然属于发展经济模式，中国今后的改革突破口需要创新构建，中国改革的本位也需要有效提升。
      我认为：下一阶段，对中国强劲增长的信心应该来自新产业革命，这是当代世界各国普遍尊重的创新模式，唯有市场经济和产业革命有机结合，才能推动中国成为世界新型发展的主导力量，所以，产业革命与管理组织创新应该成为中国发展的第二本位，改革的突破口需要在市场经济和产业革命的双重本位的基础上设计和开创，围绕着新产业革命这个历史大题，放开权力和开放发展，中国经济才可能拥有再次高速增长的源泉。抑或说只有产业革命成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内涵，产业与管理组织创新成为中国社会普遍实践的生活，重大组织与技术创新能够日常定义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能力的性质，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大幕才能有效展开。目前来看，产业革命还没有成为与市场经济同等重要的发展本位和改革追求，任何跛脚的改革都要付出代价。
      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当代中国改革的战略突破口，有三种可能的角度：
      一是从危机发展的角度去选择，或者说这个模式属于“缺口改革”，它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改革的后果至少有修复、匡正、跃迁的结果，改革的成本最低。从目前来看，这些危机选择包括能源与环境、货币、收入分配、新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土地流转以及新型农业发展等等；
      二是从经济运行的中枢机制角度去选择，这个模式属于“经济大脑的改革”，具有理想性和震荡性，心急可能吃不了热豆腐，理论上说这种改革的下半场一般也都不尽人意。这些改革至少包括国内增长与世界经济、政府和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府内部省市与县乡经济的分层管理、货币与国家增长管理(包括汇率与利率以及选择什么通货）、城市与农村、生产要素与市场交换、社会治理创新与政治权利和经济权益保护、科技与社会、经济集权与分权管理等十个方面；
      三是从社会共识角度去选择，这个模式属于“协作型改革”，具有福利性和妥协性，改革的结果一般都会大打折扣，这些改革包括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方面。
      因此，改革的突破口宜从危机发展角度择选，例如：从打通我们生产和生活的能源与环境领域展开，这样社会互动性高、共识性强、涵盖面大，它们可以成为改革的一维空间；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搭载、融合经济运行中枢机制的高端改革，有效融合价税财、政府和市场关系转型、社会共识等多维支持机制，形成全社会分工、跨利益交流的整体改革局面，构建改革的二维空间。这样改革的突破口就不会仅仅局限于城镇化、工业化、农村现代化等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应该大胆转变为以推进新产业革命为目的的四个新化,即：新城市化、新工业化、新生态化、新消费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央集体可以考虑全球发展整合和中国文明变迁等战略转型，构建改革的三维空间，这样改革突破口三维空间的构建就可以实现政府与市场、高碳与低碳、集权与放权、人治与法治的历史切换，在这里可以再次发现21世纪中国领先世界并有所作为的巨大平台。
      二、作为新战略发展的突破口：能源与环境改革刻不容缓 
      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战略目标。这个目标确定以后，国际著名的战略研究机构都在推测其具体的发展指标，我们也在研究2020年中国经济需要什么规模。就GDP发展而言，2020年中国的GDP大约将达到近100万亿人民币，如果不出意外，应该成为全球第一了。但是，如果改变美元本位、修改国际重大贸易等全球体系管理模式将出现除外情况；就货币投放量而言，即使保持在一个比较低的增速水平，如果以2010年货币投放量为基准，2020年中国Ｍ２大体投放量也应该是180万亿人民币的规模，除外情况也可能发生。就能源消费总量而言，能源主管部门认可的大约是55亿吨标准煤左右。综合各种情况，我们判断，2020年的中国能源消费大约会维持60亿吨标准煤。此外，还有两个惊人的数字，现在各个机构都还没有做出来，一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按60亿吨标准煤来计算，到2020年大约要排放100亿吨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硫排放量最低将达到2100万吨左右。如果按照二氧化硫2000万吨，二氧化碳100亿吨来推论，雾霾地区就不是135万平方公里，大约把东部地区的400万平方公里全部给覆盖了，连广东都逃不了。污染和雾霾可以像有机物一样不断生长和扩大，届时连日本、韩国都会被中国的雾霾笼罩，如果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达到100亿吨规模，飘洋过海到美国、加拿大等地都是有可能的，因为酸雨和很多气候变化是全球性的。
      目前，就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排放量而言，国内还没有行政主管部门公布具体情况，中国的“十二五”计划中没有提到这个排污量以及可控规模。如果以倒计时来说，我们估计，至2018年，即本届政府与下一届政府换届之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约将达到90亿吨规模，如果能源与环境的改革不早启动，未来3年我们生态环境的灾害会发展到非常极端的水平。
      为此，对于大能源体系的改革的历史时机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建成小康社会之前先期实施；边建设边改革的伴随型实施；建成之后的总结清算型实施。比较而言，先期实施改革是最理想的道路，付出代价最小。
建议改革突破口就应该从能源选择，能源中最好能够从电力体制改革入手，当前的电力格局是：发电侧实现了竞争，输配仍是垄断。从目前来看，国家电网公司聚合了我们整个电力体系的调度管理、电力输送、市场交易、技术准入的主导权，垄断着电力规划投资、价格成本的基本信息，形成了类似人民公社的“电力公社”业态。它的超级体系的根源不是市场的力量，而是体制的力量，从不同的参考系我们可以确定它的不同价值。它既是经济组织，也履行着政府职能，还左右着电力市场交易；它既拥有企业私权，也行使着社会公权，还左右着电力创新的秩序。一方面，消费者成为其下游产业的内部社员，消费者无法与生产者实现正常的市场互动，政企贸科四维合一的电网与用户之间属于等级化、不平等的市场关系；另一方面，生产者也成为其上游捆绑的加工厂，生产者不能对消费者的合理需求直接有效互动。
      改革最好的办法就是使我们上游的生产者和下游的消费者直接实现互动，准确来说我们是给了发电侧一个竞争，也需要实现需方生产力解放。中国200万用电大户占用电总量的75%，现在没有电力经营权；另外我们有3000万有一定规模的微网用户也需要放权，目前它们都被置于一个等级制的传统体系之中，电力公社的体制运作主要是以煤电为主，依赖这样一个体制来实现节能减排就必须有效改革，实现智能化、分布式网络体系建设。为此，电力产业的中枢地位也应该从电网为王转变为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互动，实现13亿电力消费者与电力生产者两端对称的直接互动，推动占全国70%电力消费的200万大用户进入电力市场直接交易；积极经略多能互补、多联产的电力生产市场；加快实现电网公司从单边垄断经营转变为居间提供服务；实现从不平等的电力社会模式转向柔性生态化的电力社会模式，发展能源互联网，参与全球新产业革命的高端分工。为200万的国内电力大用户发放有关电力市场交易牌照；为3亿电力用户提供智能用电政策支持，扶持其中3000万以上的用户开展广泛的创新活动。显然，我们认为大力发展智能化、分布式、多网融合的能源网络是保障新一轮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实际上为新一轮中国产业创新揭开序幕，电网本身也是发展新技术、新服务的公共平台，分布式智能能源网络将为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提供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激活竞争机制，电力体制改革变革也将带动内需经济转型和新产业革命，一举多得、事半功倍；发展13亿电力消费者与电力生产者两端对称的直接互动的智能网络体系是组织中国电力生产力最为有效的组织模式，也是提升电力产业效率根本所在；电力体制改革将增强中央政府的战略政策的主导力量，电力调度、规划职能需要与国家电网分立，并置于政府监管之下；应该有效放开地方政府的电力经营权；实现电力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互动。
      就电力体制改革的格局而言，也有三个：一是按照自然纬度的特点组建若干跨产业、跨平台、股份制、大众参与的电力、燃气、热力等新型能源网络，实现我国能源网管理的高效进化，这是比较理想的高端模式；二是保留一个经过业务转型并集中从事输电业务为主的国家电网，其它业务实现竞争性分工运转；三是重组为多个区域性电网企业，分区运营电网业务，并因地制宜地与其它能源网融合发展，形成新的能源发展集团。无论电力体制改革以何种方式展开，明天的电力产业机遇比今天更大；电力从业人员的发展空间比今天还大；电力产业的利益比今天更大。为此，我们主张应以制造更大的增长体系和文明能力兼并和重组目前的中国电力体系为新一轮电力改革的战略坐标点。
      我们认为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总体发展目标如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模式取代电力垄断经济体系；以生态文明的管理方式取代高碳、高排放的粗放生产方式；实现从不平等的电力公社模式转向柔性生态化的电力社会模式。实现自上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二次生产力的大解放，为电力工业向生态文明的转变提供助推动力。没有电力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化、城镇化、村镇现代化。在新一轮城镇化建设展开之前，应该优先推进电力现代化，实现新的电力体制改革。而滞后改革，可能会形成畸形的城镇化建设局面。
     因此，电力体制改革远远不是拆分改革，放开电价就可以了，我们需要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置换出繁荣的电力市场经济体系、国际领先的高级产业能力和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先进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效率，这应该是中国实现电力体制改革的战略目的。
     目前，中国每年需要维持8000亿人民币以上规模的投资，用于新建电力项目和维持电力能源公共政策的平衡，这个电力发展的机会如果以国际通行的创新方式实现，将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如果以国际非主流的传统产业支撑则将抱残守缺传统的利益格局，增加我国经济日后转型的历史负担。目前，加快电力体制改革的呼声正在成社会的主旋律，推进电力体制改革也正在成为透视中国市场经济的能力标志，应该加快展开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
与此同时，根据我国城市化发展布局，大约需要再营建60万公里的城市燃气网络，这些网络既是热力的核心来源，也将是重要的分布式电源体系。作为堪与电网并行的第二能源网络，需要实现与现有电力网络的跨网互动，对此，新型电力体系需要建立打通城市燃气网的可行线路，着眼于多元化的能源结构以及更为分散化的能源布局，解决现有的电网体制难以因地制宜解决可再生能源并网问题的需求。
      我们应该建设适合中国600亿平方米建筑的智能建筑能源网络；加快建设适合包括电动车在内的智能交通网络；力争建立适合中国30亿工业装备及构件的智能化的工业用能网络；力争建立多种能源互动的智能能源网、能源互联网，达到我国能源利用的最高端结构。
      智能电网是未来能源格局的重大发展趋势。德国和美国看准了传统电网的弱点，德国提出在202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总量约35%，希望创造出更为先进能源网络，一旦再生能源占到35％，德国电力网络将转变为智能网络。美国也在搞智能电网革命，正在建造先进的能源网络，美国的能源网络发展的模式已经逐渐清晰，即：第一步是混合能源体系，第二步是主推气体能源，第三步是有效转向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气体能源就是指非常规天然气，包括但不限于页岩气，坚定的走清洁能源的路子已经成为美国不可逆转的潮流了。如果我们在能源特别是电力体制进行重要的改革突破，既可以实现我们政府跟市场关系的调整，又能解决整个现代化的能源需求。
      能源体制改革的战略突破力量就是应该全力支持东中部的大中城市放开手脚实施新能源产业变革与体制创新，没有这些城市的作为，就难以取得中国能源革命的突破。如果有了这些城市的电力能源变革，全球新产业革命的舞台将在中国诞生，基于此，中国的价税财改革、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创新构建可以围绕电力能源体制改革这个主题广泛展开，在这个过程中，整个能源体制也可以不断在试错中进步。
      三、关于中国改革突破口的前景展望
      目前正在发生两个变化：一是美国最近实际上是想放弃金融定价。为了实现奥巴马总统的出口增长计划，美国正推动油气出口，这样恰恰可以解决美国贸易赤字的3%的缺口，为此，美国正在制定新的能源独立和出口的战略。或者说，随着美国能源实现出口，美国就可能放弃其金融定价权。二是我们现在的金融定价机制实际上只适用于跨国公司的能源价格管理，并不适用于国家的能源价格管理。埃克森美孚公司开发石油的价格和市场价格是没有关系的，开发价格是其自己的开发成本。之后，它把开发的油气给炼油厂，又把握终端的油站销售，上下游一体化、利润最大化，这样体系内的金融价格只是一个外衣，真正的价格完全内嵌在它的整体利润链之中。埃克森美孚既开发石油又炼油，同时又有广大的终端网络。我们不能用它国金融定价的技术价格来解决整个国家的定价。
      伴随着美国全球能源定价权机制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市场化改革将会全面发展，中国需要就此有所作为。如果要抓住这样一个能源改革的历史机遇作为战略抓手，可以把政治、经济、文化、消费、生态综合考虑，寻求战略突破的机会就会大一些！
     20世纪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成功说明，战略上政府主导，体制上放松管制，发展上有效竞争，创新上适应突变，世界的创造力在人民头脑里，焕发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激情是改革的落脚点。目前中国面临的就是要在能源、特别是电力产业启动松绑、竞争、突变这些改革机制，并推动先进的技术和市场交换网络应用到电力产业保持创新和领先，优先实现从集权制电力管理转变到社会网络化电力管理模式。电力产业这些管理的革命还将延伸进能源领域，能源领域的成功则将推动整个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因此，以电力产业的市场秩序建设作为改革的支点和杠杆，将支撑起中国社会变迁的整体创新。
      我国是世界上能源消费总量最大的国家，每年维持着万亿规模的产业投资，以电力产业体制改革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突破口，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特征，它将传导并延伸到整个社会和产业的各个领域，提高中国经济的协调性、智能化、可持续性。巨大的投资可以构建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本国消费、投资方向转变，提升整个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战略新兴产业，造就一个全新的电力产业服务业，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