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要通过深化改革培育增长新动力。去年四季度经济有所回稳，季度增长率7.9%，今年1、2月份的主要指标显示，经济稳定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从增长动力看，投资依然是主要动力，但内部结构存在差异。去年5月份以来启动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回升；房地产市场需求转暖，房地产投资明显上扬；制造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制造业投资在下降。在消费领域，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无论是名义增长率还是实际增长率都有所放缓。从发电量和货运量指标看，经济回升动力仍然不强。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需要加快推进改革，培育新的增长动力。
宏观管理重心应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更加注重结构性改革。在宏观政策上，原有的需求拉动的政策，比如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空间缩小，增强经济增长活力和内在动力，必须从体制变革入手，通过放松管制、激活市场主体活力，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化解制约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制度性因素，增强供给端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改变供给的低效和刚性，提高供给的效率和弹性，依靠提高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激活经济增长活力，从而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经济领域改革要将市场化进行到底。改革从何入手，怎么切入？各方面认识并不一致。我的认识是，经济领域改革要将市场化进行到底。目前，商品和服务领域，除了电力、成品油等价格有管制外，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生产要素领域还处于半市场化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双轨制，比如，土地市场还存在双轨制——城市土地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城乡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并轨，利率和汇率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领域改革就是要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从商品服务领域向生产要素领域进一步推进，将市场化进行到底。
其一，土地市场化与土地制度改革。一是要确权。农村土地确权颁证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下去，要颁“三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宅基地使用权证和房屋所有权证。有了“三证”就可以为土地流转交易创造条件。二是要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只有确权，没有流转，确权就失去了意义；只有流转，没有确权，流转就失去了依据。在颁证的基础上，要建立土地流转市场，使农村土地可以交易和流通。三是要加强用途管制。比如农村的基本农田，可以流转但用途不能改变，要有非常严格的用途管制，农业用地流转以后还是农业用地，不能流转以后用于商业开发。农村土地流转，有利于促进城市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同地同价进入市场，还可缓解房地产价格上升压力。农村土地改革会带来新的问题，可以在改革实践中研究解决。
其二，劳动力市场并轨与户籍制度改革。双轨制的劳动力市场并轨，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在政策上面临两难：一方面，大城市很难放开，像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超过或接近两千万人口，似乎短期内没有放开的空间；另一方面，中小城市要加快放开户籍，又没有足够的需求，城郊人口甚至还要求“非转农”。从调查数据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向大城市流动，除了大城市有更多就业机会外，与城市行政管理制度也有关联。通常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比重较大，就是因为大城市集中了优质公共资源，也具有更大的潜在发展空间。城市行政管理是“以大管小”，城市管理与行政管理体系是叠加在一起的，行政等级就意味着资源配置能力。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资源配置功能就越强，公共服务标准也越高，优质资源配置就越集中，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就更大。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不是靠简单的户籍制度改革就能解决的，背后还有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比如，在美国，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在小镇里，华盛顿却没有最顶尖的大学，我们的优质资源都在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好的大学、好的科技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各种机会也在行政等级高的城市。因此，城市行政管理等级“以大管小”的模式要向“以大带小”模式转换，这又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问题。
其三，下决心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去年6-7月份，存贷款利率扩大浮动区间，实现了“惊险的一跳”，是成功的。下一步要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现在非银行贷款规模接近50%，金融“脱媒”现象在加剧，资金从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往外流，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这也是在倒逼市场化改革。我们应顺应这种趋势往前走，下决心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利率市场化也可以为汇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社会领域改革集中在收入分配改革、社会公平体系以及社会分权改革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要看到，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不在于工资性收入差距（尽管这个差距很大），更重要的在于财产占有差异性，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是资产存量。从根本上说，收入分配差距是财产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如果有几套房产，再加上市场的溢价和增值，相比较于没有房产的人群，财富差距就会很大。收入分配改革从哪里切入，仅仅从流量角度可能解决不了问题，但是要动存量，问题就十分复杂，涉及到一些财产关系的调整。国家已经出台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下一步还要做细则，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十分复杂，涉及到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公平问题。全国政协会议上有代表发言，说从出生到丧葬都要找关系。进幼儿园要关系，上小学要关系，上大学要关系，找工作要关系，到单位提职称、提职务要关系，一直到死送火葬场了都要找关系，这一生都要找关系。大量精力被消耗在找关系上，社会交易成本很高。这种现象背后，就是社会缺乏公平规则。如果人的发展，不是靠知识、勤奋、奋斗、创新，而是谁拥有权势、谁拥有关系，谁就拥有一切，那这个社会怎么有进步的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中国梦时提到，要让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如果在缺乏公平规则的情况下，怎么能有“共同出彩、梦想成真”的机会？30多年前，我们这一批人参加高考，其中很多人都是农村来的，通过自己的学习奋斗，现在有了比较好的社会地位。但30多年后的今天，如果重新再来一遍，可能很难奋斗到现在的位置。社会发展需要激活每个人活力，激发每个人拼搏奋斗，但如果缺乏公平竞争规则，这个社会就很难有活力，也很难有创新。社会领域表面上是收入分配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背后的公平规则。李克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用明规则战胜潜规则”，关键是要有“明规则”，而且要严格遵守“明规则”，如果“潜规则”盛行，社会就很难进步。为此，应该建立基于“明规则”的社会公平体系。
第三个方面是向社会放权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要更多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如果政府一厢情愿，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可能花了很多钱，老百姓并不满意。社会组织更贴近老百姓，知道群众真正需求是什么。因此，要把直接与民生相关的公共服务委托给社会组织去做，这样才能使供给和需求更好地吻合和对称起来，也避免各种纷争和矛盾。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需要从简政放权、政府管理模式、财税体制改革等三个领域推进。
第一个方面是简政放权。国家机构改革已经在推进，这是政府自身改革，核心要义是简政放权。本届政府下决心要再削减1/3以上的审批事项，表明了政府带头改革的决心，但最重要的是真正把市场和社会能够承担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社会。如果把无关紧要的审批事项放掉，把有权利的审批事项保留起来，那么这种仅仅用数量衡量的放权，并非是简政放权的核心要义。
第二方面是政府管理模式。政府管理模式要从前端向中后端移动。前端主要是审批环节，中后端是过程及监管。审批是权力，就有人求你，可以坐等上门。监管是责任，就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走出机关门。政府的管理重心要后移，要转变职能。
第三个方面就是财税体制改革。一是预算制度改革，预算和支出现在是两位一体，预算应相对独立。预算制度改革还要实现预算全覆盖，这是很重要的。二是滚动编制中长期预算来约束年度预算，中长期预算要与中长期规划吻合起来。三是税制要逐步适应财产性收入比重提高的现实状况，加快建立财产性税收制度。要适应收入结构的变化，逐步增加财产税比重。现在财产性收入比重越来越高，但财产税还没有建立起来。建立财产性税收制度，还要有财产登记制度。这不仅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
最后，推进改革，还要建立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改革决策机制。关于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改革部门，现在有争论，但肯定要有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决策机制，并提升改革的决策层次。还要建立新的利益协调机制，现在有话语权的人恰恰是既得利益者，如何激发他们的改革动力，需要构建新的利益调整机制。可以先保留存量利益格局，增量利益全部按新规则运行，再逐步用增量利益机制倒逼存量利益结构调整，解决存量利益调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