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正处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结构转型升级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如何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如何把握结构转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以结构性改革实现结构转型的重大突破?如何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型变革?10月29日，在第88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主旨演讲中进行了深入分析。

　　以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

　　据了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很早就开始关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结构性问题。2000年提出“从基础性改革转向结构性改革的判断和建议”，2016年在《赢在转折点：中国经济转型大趋势》中提出“以经济转型升级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2022年形成了改革研究报告《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

　　2022年的这份改革研究报告明确提出，要以结构转型跨越高质量发展门槛。

　　“当前，经济结构转型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是今后十年、二十年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最大底气。同时，我国14亿人口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创造了巨大内在动力。”迟福林认为，我国城乡居民的服务型消费在未来的10~15年，若从目前的45%左右提升到60%左右，至少将释放数十万亿元的消费需求。

　　迟福林说，这就要求我们坚持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出发，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方面的转型升级，深化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由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结构转型为主线深化结构性改革

　　“我国是一个经济结构转型大国。结构转型既是发展问题，也是改革问题。4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国家计划为主导的工业化转变为市场调节为主导的工业化，并且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践证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既是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改革不断深化、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迟福林认为，推进结构转型，需要不断破解政策与体制、短期与中长期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需要不断化解需求与供给、工业与服务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结构性问题。

　　他指出，当前，我国结构转型还面临着许多结构性矛盾与问题的挑战，解决这些矛盾与问题，既需要结构性政策调整，更需要结构性改革的突破。一方面，要以稳定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推进结构性政策调整，推动形成更具弹性的经济转型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等;另一方面，要推进与结构转型相适应的结构性改革，形成中长期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具体如何以结构转型为主线深化结构性改革，迟福林举例说，补齐关键安全领域的短板，提高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满足能力，以高质量供给引导和激发新需求潜力;适应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的趋势，要以服务领域为重点，着力打破市场垄断和行政垄断，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并实现消费与供给的良性循环;适应科技结构升级趋势，需要深化科教体制、人才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企业投入基础研发的体制机制，明显增强“硬科技”的国际竞争力;适应城乡结构转型，要推进公共资源与生产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改革，完善城乡基础设施投入体制。

　　结构转型将为全球贡献巨大新增需求市场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具有越来越大的外溢效应。2013~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8.6%，超过G7国家贡献率的总和，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14亿人口大国的结构转型，既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利好。”迟福林指出，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结构。我国的结构转型将贯穿于实现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释放巨大的增长潜力。未来10~15年，坚定推进以结构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我国经济实现年均5%左右的增长是有条件、有可能的。

　　迟福林认为，我国的结构转型将为全球贡献巨大的新增需求市场。

　　初步预测，到2025年若在我国医疗健康领域分享20%左右的市场份额，将新增1万亿元以上的业务收入;过去10年，我国累计进口了26万亿美元的商品和货物，年均增长4.6%。按此增速预测，未来10年我国将累计进口46万亿美元的商品和货物，是目前的近2倍。与此同时，我国的结构转型将促进形成更加稳定、多元、平衡、包容的世界经济格局。他举例说，过去10年，我国对东盟投资累计达1051亿美元，年均增长6.6%;未来10年，我国将进一步增大对东盟等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在共同做大全球经济“蛋糕”过程中，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制度型变革

　　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需要中国。“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条件下进行。”我国作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应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必须以高水平开放统筹发展与安全，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迟福林看来，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在于推动高水平开放。例如，需要主动进口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内需潜力释放的主动;需要更加重视边境内开放，在高水平开放中倒逼深层次市场化改革，促进国内国际市场顺畅联通;需要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的安全发展，在进一步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补齐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短板。

　　目前，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重点，也成为我国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点。2021年，全球服务贸易同比增长17%以上，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2013~2021年，我国累计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6.4%，比货物贸易年均增速快1个百分点，服务贸易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中的地位全面提升。

　　党的二十大提出“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迟福林说，我国推进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关键在于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例如，在健康、教育、信息、文化等领域加快推进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全面落实准入前、准入后国民待遇;主动对接国际先进服务业市场规则、人才标准、发展规制，创新服务贸易自由便利的体制机制;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自贸试验区转型升级，加快粤港澳服务贸易一体化进程，打造服务贸易开放高地。大幅提升我国知识产权、金融等生产性服务贸易以及旅游等生活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促进双边、多边服务贸易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