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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希:二十大报告凸显了社会的底线公平

时间:2022-10-19 11:09 来源:新京智库 作者:肖隆平

  10月1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报告提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二十大报告为何要将“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放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前?又如何“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就此,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了新京智库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

  收入分配表述内容有两个亮点

  新京智库:相比十九大报告关于收入分配制度的表述,你觉得此次有哪些不同之处?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调整?

  刘尚希:与十九大报告比起来,我觉得最重要的变化有两点:一是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促进机会公平;二是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是一个新提法,内涵很丰富。

  之所以要强调机会公平,是因为在现有的体制政策环境下,还有很多机会不公平。比如,就业机会的不公平,所以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机会公平,包括就业、创业、获取金融服务、获取土地等方面的机会公平。比如,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其实也是反映出机会的不公平。当前发展普惠金融,就是要让中小微企业,让弱势群体也能得到良好的金融服务。

  总之,机会公平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一条规则。因为只有机会公平,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就像比赛,只有比赛的规则——起点、过程的所有规则都是公平的,参赛者内在的潜力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如果说机会不公平,那么大家原本的潜力就可能发挥不出来,人的创造性就会被压抑。

  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角度来说,要实现这个“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机会公平。只有机会公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才能够充分地发挥出其决定性作用;要不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就会受到抑制,资源的配置效率,资源的使用效率都会降低。

  还有人力资源的配置,现实生活中,人力资源的错配也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只有人力资源配置能够实现机会公平,才有利于减少人力资源的错配现象,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将“机会公平”这一点凸显出来,这是二十大报告的一个亮点。

  新京智库:就像你前面说的,“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在二十大报告中首次提出,这有什么特别意义?

  刘尚希:实际上,农民和市民有两个不同的财富积累机制。比如说,市民如果有钱,他们可以去购买房产,而房产在我国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在升值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房产在增值,但是对农民来说,挣了钱,他们回到老家,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一栋房子,多数地方是,房子盖成之日就是贬值之时——没法增值。因为农村的房产多数没有市场估价,不能交易。

  所以,农民挣到了钱,获得的收入盖了房子后,多数无法积累财富进而获得收入。而对城里的市民来说,他们所购买的房产既有消费功能,也有增值空间。显然,这是不平等的。所以,哪怕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了,哪怕是拿同样的钱,一个拿到城里用,一个拿到农村用,所产生的财富效益是不一样的。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有市场和没有市场,有天壤之别。

  很显然,这对农民来说,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财富积累机制,也就很难获得财产性收入。因此,我国必须改变农民的财富积累机制。如果说这一点有改变的话,那么,就可以助力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通过逐渐缩小财产性收入的差距,来促进共同富裕。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从收入角度去看共同富裕问题,因为收入可以转化成财富,而财富积累又可以变为资产——它会增值,当然也会贬值。

  未来重点解决“低收入者收入”问题

  新京智库:对比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二十大报告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放在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前面。这传递出什么信息?是否意味着未来更加重视“低收入群体”?

  刘尚希:从促进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首要任务是防止两极分化,而要防止两极分化,就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导致低收入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失去劳动能力、缺乏技能,还有失业——没工作就没收入。

  我们现有的失业救济金覆盖面很窄,而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更少。有数据显示,在我们现有制度覆盖范围之内的人员中,真正失业后去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不到30%:有的是不知道,有的是不知道怎么领。

  低收入者一般是弱势群体,也可能是能力弱,比如缺乏技能。针对这个群体,必须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通过保障他们的基本收入来保证基本的消费能力。另外,还需要通过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让低收入者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扩大他们的公共消费。不同地区、城乡之间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和现状有很大差别。

  因此如何让基本公共服务惠及所有人,这是需要各级政府通过改革,完善政策去努力做好的。通过公共消费来缩小消费差距,有助于低收入者获得基本能力,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能力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

  从这一点来说,我们要防止两极分化,就要把着力点放在保障“底线公平”上。尤其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得守住底线公平。所以,强调“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是把底线公平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当然,也不能仅仅保个底,保底——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消费能力,这只是最低的目标。

  从共同富裕的角度来说,社会要发展还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是更高的目标。怎么扩大?哪些人最有潜力?从现实来看,是在城里工作、生活的“农民工”,主要是青年农民工,老年农民工基本回到农村去了。他们是最有潜力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对象。因为他们从农村出来,在城里多年后,积累了不少的劳动技能,比待在农村的农民有更丰富的工作经历、经验,他们的综合素质更高。

  所以,给他们创造更平等的环境,比如享受同城待遇,解决子女上学问题、养老问题、医疗问题,消除就业歧视等,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农民工”这个群体有将近三亿人口,所以,要在他们身上下功夫,促进农民市民化,真正扎根融入城市,而不是“漂”在城市。当然,城里还有一部分尚未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市民也是有这个潜力的,但是从规模上来讲,“农民工”是有潜力,也是规模最大的群体。

  如果说,政府创造好条件让“农民工”群体变成了中等收入群体,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队伍就能扩大,这意味着内需也将大大增加。内需扩大了,就能拉动供给,经济增长动力也就能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促进内循环壮大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

  新京智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两句话在二十大和十九大报告中的顺序对调了一下,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新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

  刘尚希:我觉得这个是二十大报告强调的一个导向,即什么问题重要,它的排序就靠前。现在机会公平的问题更重要,那就往前排;底线公平的问题凸显了,那么底线公平就往前排。这体现了报告中所强调的“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也就是说,这些方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加以解决,可能它引发的风险会越来越大,影响的面也不仅仅是局部,而是整体,可能对共同富裕的促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都会是严重的拖累。所以,有必要把这些问题放到更加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加以重点解决。

  创造条件让资源资产化

  新京智库:二十大报告提出,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相比十九大报告的“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多渠道”,这是之前没有提出的一个说法。这背后又说明了什么?

  刘尚希:多渠道拓展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实际上也是前面说的,我国仍有一大部分人的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有数据显示,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财产性收入的比重不到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重达到40%多。那么,现在到了需要想办法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问题的时候。

  资本市场,比如股市,我国的股市对多数股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财富效应”,相反可能赔进去一些老本。在这种现实之下,基金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因为基金相比股票的风险低,也是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一种有效渠道,但获得的财产性收入不多。因此,需要深化金融改革,对资本市场进一步规范、透明,让中等收入群体持有更多的金融资产,获得更多财产性收入。

  据调查估算,居民财富积累70%都集中于房产,但是购买房产实现增值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而且,还不一定能获得财产性收入。财富过度集中在房产上,意味着居民的财产风险在上升,而且不利于财富的市场化配置和使用,也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

  要改变这种局面,就要大力发展金融,发展资本市场。只有金融化,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就是把居民财富变成资产,资产变成各类市场证券之后所获得的收入。股票、债券、基金、政府债券,以及期货等都是获取财产性收入的工具。只有这样,居民个人的财富才能在经济增长中增值并获得回报。

  因此,政府就要通过金融创新来给公众提供越来越多的可以购买的金融产品。比如养老金融,也得要适合公众,而不能仅仅针对高净值客户,要让金融服务不仅仅服务于高净值人群,也要服务于公众。唯有如此,才可能让公众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换句话说,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是一个金融化的过程。这个金融化过程是与资源配置优化、实体经济成长紧密关联在一起的。要消除狭隘的“生产性”观念,避免把金融和实体经济对立起来。

  对农民来说,也是如此。比如,有些地方的农民,从农民成为股东——他们把自己的耕地流转给了合作社,从而获得财产性收入。这就是农民把自身拥有的资源资产化的结果,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金融化过程,即资源资产化,个人资产股东化,这样资产化后获得财产性收入。

  我国农民,多数是有一些资源的。现在的问题是,缺乏相应的途径让这些资源资产化,因为当前的制度政策还有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限制了农村资源的资产化。农村有“三块地”,即农村耕地、宅基地、林地,如果农村的“三块地”盘活了,可以资产化,那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就能增加。

  新京智库:在“双碳”国家战略下,林地其实也是可以通过碳汇交易来实现资产化,进而获得财产性收入的。

  刘尚希:是的。所以怎样把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它需要建立起一个转化机制,这就要通过市场,通过金融手段来转化。以前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存在不足,仅仅停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口号中,对于如何转化束手无策。因此,需要各级政府扎扎实实地在市场化改革上下功夫,要创新。

  这对欠发达地区,对那些生态相对脆弱,不适合发展工业的地方来说尤为重要。当我们能够让资源资产化、证券化后,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之时,人与自然也就能更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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