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森提出一个问题，怎么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我们发展不下去了,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但深化改革还没真正迈出步子，经济就掉下去了。于是，发展又成了最重要的，回到重发展、轻改革的老路。中国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或者说问题的焦点在哪里？大家似乎很清楚，但实际又不清楚。
      经济为什么掉？投资已达临界点，中国投资率畸高，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造成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如今地方政府债务高达18万亿，靠投资拉动已难以为继。出口也达临界点，我国对外贸易占GDP比例，大大高于全球化的美国、出口导向的日本。希望出口恢复到过去的比例水平没有可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3年为负数。内需持续下降，我国最终消费率畸低，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在中央严控政府消费，而居民消费上不来，叫了多年的需求结构调整不能如愿。中国一技独秀、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也已到达顶峰而趋向滑落。中国经济滑坡已不可避免，能否不发生大崩盘、大衰退，取决于新的支撑点，但今天还没找到。
      一说发展，我们总是在供给上做文章，振兴这个、发展哪个，还是靠投资拉动，现在弄得什么都过剩。其实问题的核心是老百姓的消费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呢？医疗、养老、教育这三大块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也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大多数老百姓不敢花钱也没有钱花，经济就上不去。现在敢花钱的人是富豪，买豪宅、名表和名包，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居世界第一位。中国90%以上的百姓都有消费需求，这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引擎，但由于三座大山的压制，正常的消费需求释放不了，才造成过剩的假象，实体经济发展的空间被压缩，这是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国见怪不怪的现象就是：盖政府大楼有钱、三公消费有钱、奥运世博有钱、火箭登月有钱、修路架桥有钱……，就是保障民生没钱。养老统筹叫了20年，至今统不起来，该中央统的，推给省统，省也不统，因为谁统就得担责、兜底、贴钱。反正中国一碰到民生问题，就推、拖、磨，理由就是没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常住人口已超过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但拥有户籍的人口只占常住人口的1/3。深圳常住人口1300万，而拥有户籍的人口只有260万，占常住人口的1/5。常住人口，包括流动人口都对GDP、对财政收入作出贡献，但他们不能像户籍人口一样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务。有户籍的是贵族，非户籍的是二等公民。2013年深圳人均GDP已达22000美元，为中国大城市之首。是没有财力解决吗？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欧洲一些国家发生了财政危机，闹得政府要破产，是民生负担太重了，把政府压垮了。而我们的问题正好相反，是民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造成内需不足，影响经济发展；贫富悬殊，社会两极分化；利益冲突，政治不稳定；生态恶化，环境问题突出。
      民生的背后是民主，但不能离开民生问题搞民主。民生的直接问题是分配，应该在合理分配上引入民主因素，推进政改。就拿二次分配来说，2012年国家财政收入117210亿元、全国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亿元、国有企业实现利润21959.6亿元，三项共计176686.6亿元，占GDP34%。 如果加上地方债务总额12.1万亿，四项合计29.7万亿，占GDP57%。这么大一块蛋糕怎么分配，是直接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有什么理由，信息不透明，决策不公开、执行不监督呢？民主从这儿搞起，政改从这儿搞起，会不可控、出乱子吗？就从预算法修正起步。我认为，这容易达成共识，再反对民主的人也没有理由反对。其实，西方的民主制度也是从财政预决算的审议、监督起步的。现在中央连下八道禁令控制政府开支，从长远看应制度化、法治化解决，预算向社会公开，发挥人大的作用，政府敢乱花钱吗？
      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五大领域，应明确目标、重点与主线。当年邓小平就是抓住发展经济问题，启动改革开放的。1979年我参与起草我国第一部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目标就是为了发展经济，主线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措施就是向企业放权、向地方放权。今天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可是，我们的认识还是停留在30年前，依然认为“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怎么摆正发展、民生、改革的关系，是急待明确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重温邓小平的原话是必要的：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
      在邓小平看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改善民生，发展的重要就是“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
      我们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重发展、轻民生的错误倾向，忘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以致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说发展就有钱、讲民生就没钱。而在这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对政府官员来说，发展含着红色、灰色和黑色收入，而民生则是劳心、劳神、劳力之事。
      当年邓小平说：“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那么今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为什么？今天就发展论发展已发展不下去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保障发展的成果落到改善民生上，这就能扩大内需，经济才能持续增长。不仅如此，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社会就稳定了；民生改善了，不满情绪缓解了，政改就能顺利推进了；民生上去了，文化服务均等化了；民生上去了，生态环境就改善了。所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 改革要紧紧围绕民生这条主线推进。
      这就涉及执政理念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所以，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实现幸福中国”，即以民众幸福为目标、以改善民生为主线，推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全面改革。
      现在要搞“十三五”规划了，却从来没搞过“民生长远规划”，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问题是要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解决的。现在的五年规划，是发展规划，其中民生也有一章，大都是定性、不定量的，什么逐步、健全、覆盖，无法考核。财政分配，先保政府开支，再保重点项目，民生永远放在最后，于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美其名曰一年办几件实事，零敲碎打、贴膏药，弄成养老五轨制，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城镇、农村都不同，而且差距百倍。政府公务员有养老金8000元以上的，给农民养老金只有80元。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养老制度。如果不系统化、制度化、目标化来解决，采取给农民一年加多少的办法，到哪年能解决？在发展第一的执政理念下，忙发展、忙招商、忙项目，民生哪顾得上？
      日本的经营之神稻盛和夫用了一年时间，使频临破产的日本航空扭亏为盈，他谈到经营秘诀时说：“只有把员工的幸福放在第一位，大家团结一心，经营者与员工的心灵产生共鸣，企业才能走出困境，才能获得健康发展。”“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最重要的是确立经营的战略，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公司风气和员工的意识。也就是说，如果每一位员工都能够以自己的公司而自豪，都能够发自内心地为公司服务，那么这一家公司就一定会发展得很好。相反的，员工成为批评家经常批评自己的公司，那么，这样的公司就一定会破产，经营者再努力也好不起来”。
      今天我们的民众能够以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吗？相反成为了批评家，经常批评、理怨政府。把民众的幸福放在第一位，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对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中国目前陷入的困境与危局，说到底是背离了这个本元，所谓深化改革就是要从理念到制度回归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