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经济增长，我觉得会有一个大的危机和大的调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而且躲得时间越长，危机的幅度就会越大。有两个原因。
      一是从趋势上来讲，我们过去的增长主要靠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我们做企业的人都知道，过去主要靠套利，包括倒买倒卖。未来你必须转向真正的所谓创新主导，而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嘴上说创新就创新，像我们过去几年全要素生产增加率在下降，甚至是负的。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这是必然的，不仅是中国，全世界都有很多的经验，像韩国从7%掉到2%、3%，也就几年的时间。
      二是周期性政策导致的。过去5年，中国经济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支撑增长，我过去曾引用过哈耶克的一个比喻，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就像抓着老虎的尾巴，你要放开的话，老虎就把你吃了，继续抓的话，你就追着老虎跑，就会累死。过去几年我们一直追着老虎跑，几次想放开，像2013年6月份想放开，差不多被吃掉，出现了“钱荒”。这是我的判断。如果我们还企图避免这样的调整，还是想人为地维持高增长，我觉得灾难会越来越大。
      第二，关于体制改革相关的问题。首先我们应该有一个思维上的转变，什么转变呢？我们要从建构主义式的体制改革转向真正的市场相对自发发展的改革。我们总说中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但是全世界哪一个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立的？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立的。政府可以消灭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建立不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无非就是在当事人相互作用中演化而形成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所有的改革应该围绕怎么给每个人权力，怎么建立有效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制度，怎么建立保护自由的体制，怎么建立宪法法制约束政府而展开。市场怎么形成，真的不是政府的事。我们现在还在不断地规划，先建哪个市场，后建哪个市场，这完全是一个不太正确的思路。譬如新技术的发展，我们人类之所以有创新新技术，是因为我们不太懂，不能说都懂了。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点拔苗助长或人为抑制，包括互联网金融等很多东西我们不要想可以有一个体制使它不出任何问题。我们要有一个不出任何问题的体制，等于不会有任何创新的体制。
      100多年前，莱特兄弟发明飞机的时候，如果那时就有一个关于航空业的标准，要达到什么情况才能起飞，人类现在不会飞到天上去，都在地上。很多新的东西都有风险。我的意思是，传统的东西我们也许有一套体制知道怎么管理，但新的东西还没生长出来，你就知道怎么管它？什么创新都要纳入政府制定的标准，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三，所有的改革都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现在叫理念的力量，人类的进步全是来自这个东西。但是现在的麻烦在哪儿？改革在政治体制范围内，尤其要达到大部分人的共识，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很重要，因为共识的形成是一个交流的过程。中国改革的目标和路径都应该允许人们自由讨论。有些人可能很极端，但是思想的相互碰撞，就可能避免任何极端。政府不要做那些破坏思想市场的事情，不要以为真理就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