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陈兴动的分析做了充分准备，也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我长期在企业工作，从这个角度讲点看法。第一,完成今年的增长指标有把握、有信心，对今后三至五年内稳定的增长不是太乐观.第二，需要加大改革力度，给点时间，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大家群策群力渡过这个难关。有以下这么几个理由。
      现在稳定增长时期我们解决问题的难度要比高速增长时期难度大的多得多。至少现在有三个问题很难一下子解决，第一个问题是产业升级需要一个过程。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中，什么产业作为新型产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因素能够很快见效的，现在还没有见到。1999年彭森同志在体改办任秘书长时，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调查了什么产业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因素，看到汽车业和房地产业。信息业当时还没有看到，仅把手机当成万元消费品，没估计到一降价，普及得那么快。
      房地产从改革角度很容易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按揭贷款。只要贷款把将来的需求植入，将来的消费能力先支付出来，就能购买10万左右的消费品，这个问题一解决，内需就迅速扩大，当然房地产和汽车支撑10几年的增长是很不容易的，这两个行业带动钢铁、水泥、建材、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等行业。现在，除了信息消费，我还没有看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信息消费能带动哪些产业发展，值得研究。
      第二个问题，转入稳定增长以后，GDP不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利税来源有没有新补充？GDP不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好办，这是政治上的要求。最关键的是通过10几年的高速增长有一个问题看出来，地方上所有的利税来源都跟高增长产业和传统产业紧密结合在一起，转型慢的地方，就业也主要依靠这几个行业。如果要转改，那么利税来源有没有新补充？上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考虑这个问题，纺织行业要退出，上海3/4的财政收入谁来顶替？所以必须用3-5年把其他产业搞上去以后才能淘汰纺织业，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时间。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时间需要多长呢？我没有研究。
      第三个问题，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10几年有一些利益因素的推动，合理的、不合理的、经济的、政治的都有，有些东西跟现有的体制紧密的交错在一起，必须强制剥离，比如官商分开、管办分离、政企分开、资产管理的行政职能与运营职能分离、决策执行监督相分离等；有些激励机制还很弱，正当收益的口子还要开。比如产业升级，关键是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动科技人员创业，总得先让科技人员和专家成为有产至少是中产以上的阶层，社会的精英，他们要有体面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围绕产业升级的科技攻关，主战场在企业，攻关主体是企业内外的科技人员，我们的体制、机制、政策应给他们开辟通道：潜心科研的人生活得体面，科研成果处置方便、选择途径很多，资金供应渠道通畅及时，科研环境宽松、人才流动自由。总之，只要认真做事、创新，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届时，科技人员和科研单位将不再围着企业的传统项目转，而是倒过来，所有投资人追着他们的创新项目转。这方面的教训太深了。过去讲各地乱上项目，全国一片工地，要害不在审批不审批，也不在该不该上，项目上得对不对。要害在体制出了问题，一件事前半段政府机关及众多的相关单位在把关，后半段让市场机制起作用，把关作用又被单位的考核机制弱化。试想当拿到一个传统项目比前沿技术研究来钱快、收入多时，论证一个项目的收入大大超过项目把关收费时，搞科技创新项目的、为新兴产业储备项目的人员收入不如搞工程的收入时，他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所以动力机制很复杂，涉及到全面改革，要厘清这些问题决非易事。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想科技创新，想让他们自己有动力不太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