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下一步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但是在如何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理解上，人们还存在不同的认识，为此，中国体改研究会3月29日在北京召开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30余人，就如何深化要素改革，发挥市场决定作用，进行了讨论，现将与会者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经济形势和改革形势的判断
1．经济稳增长面临较大困难
与会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速换挡期，现有的增长模式已经失效。法国巴黎银行亚洲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通过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出口、消费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2014年经济形势与前两年相比要更加严峻，就增长角度来说，现实和目标之间的距离比过去差得多。如果今年不做更多政策上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要达到预定目标是很难的。
原国有重点企业监事会主席吴天林对当前稳增长遇到的困难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现在稳增长时期遇到的问题要比高速增长时期更难解决。一是产业升级需要一个过程。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过程中，什么产业作为新型产业，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一轮因素能够很快见效的，现在还没有见到。二是过去几十年，地方上所有的利税来源都与高增长产业、传统产业紧密结合在一起，现在如果要转改，利税来源没有新的补充。三是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我国持续了20多年的高增长，有一些利益因素的推动，其中，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这些都与现在的体制紧密的交错在一起，现在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如反腐败，把获取不正当利益的途径堵住，下一步要解决的是如何在获取正当利益的前提下，调动人们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则认为，当前的经济调整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表示，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后发优势，现在这种后发优势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未来必须转向创新，而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不是嘴上说创新就能创新。另外，受周期性政策影响，过去5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银行信贷支撑，如果我们企图避免这样的调整，还想人为的维持高增长，积累的问题会越来越多。
如何破解当前稳增长遇到的难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森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提升经济的内生动力，使经济有活力、有希望。而活力和希望不在政府，而是市场；不是国企，是真正的民间资本。所以还要进一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打破垄断，为各种所有制经济提供一个公平、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
2．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
在经济增长下滑的情况下，是放缓改革，还是用改革破解难题，宏观政策如何兼顾增长与改革，是对政府宏观政策选择的一个考验。与会专家担心，各级政府会再次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增加ＧＤＰ上。
彭森认为，当前从计划指标的制定，特别是增长指标的制定上，我们还没有摆脱过去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还是从政府的意愿，从增长的速度的必要性来确定一个增长的目标。一般的解释为什么要定在7.5%左右，主要是考虑到居民收入的增长，考虑到就业的安排，考虑到结构调整和其他稳增长的需要，主要讲的是必要性。但实际上如果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或政府，如果有这样一个预期性的指标，讲的应该是市场的需求到底是多少，潜在的增长率是多少，这是一个可能性的分析。我们现在还没有转到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严重产能过剩的领域，都是过去国家管得比较严格的领域。我们真正建立市场化导向，按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就应该放开市场，给社会发出一个信号――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我们把技术标准、门槛定得扎实了，把环境问题管控好就可以了。
彭森提出，要解决目前稳增长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矛盾，还是要回到用改革解决问题的路子上，通过深化改革，在一些领域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解决当前的问题。
对于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徐景安认为，主要是没有解决好为谁发展的问题。他指出，经济发展是手段，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抛开民生讲发展，发展不可持续，抛开民生讲改革，改革也改不下去。当前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改善了，内需上去了，经济就发展了。民生改善了，社会分化缓和了，对政府、对改革的不满情绪缓解了，社会就稳定了。
对于当前投资领域的改革，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钟伟认为，仅仅打破行业垄断，作用不是特别大。原因在于，国有资产的家族化趋势特别严重。因此，国企改革必须从反腐败开始抓起，触动利益集团的利益。否则，国有企业改革就是空话。需要我们把高官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要脱离开来，需要我们对于某个行业不是局部改革而是整体走市场化道路，需要我们对要素、资源价格体系重新定位。在投资领域存在权力控制资本，还是资本制衡权力的问题
对于财产所有权的改革，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宗瑜认为，改革的思路应该是还权于民，把尽可能多的财产所有权还给老百姓，因为财产所有权被政府控制带来三个问题：资源的配置效率很低；寻租行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央企成为家族企业，演变为权贵资本；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劳动成本越来越高的国家。
二、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点
我国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商品和服务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严重滞后，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相距甚远。这就使经济、社会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难以解决，如城乡差距、收入差距过大、中小企业融资难、农地补偿纠纷以及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等，要素市场已经成为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中国体改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表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我们在要素配置方面，市场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更不要说决定性作用。我们的要素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政府主导、政府管制、政府行政分割起了很大作用。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曹文炼认为，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是腐败现象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人们对腐败深恶痛绝，改革就要从矛盾最尖锐的领域，从共识最高的领域进行突破。因此，要素市场的改革理应是下一个十年改革的重点。
1.关于土地市场的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是，对农村土地如何改革，社会上的意见分歧较大。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现在缺乏农村土地市场的弊端是，一方面农民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和农地不能进入市场，唯一的途径是政府把它征收为国有建设用地，地方政府成了土地供给的唯一垄断者。这种按照行政配置土地资源的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同时，造成了这些年土地空间的扩展大大超过了人口城市化进程，原有的行政配置资源或者用途管制、规划管制并没有做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对于目前农村建设用地入市的部分仅仅是原有的乡镇企业用地。蔡继明认为，如果这样，统一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不可能建立起来。随着农村人口的变动，农村闲置的宅基地、公共设施都变成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农地只要符合规划也应该可以作为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市场，对建设用地入市做这样的动态理解，才真正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的精神。
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晓鲁认为，从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来看，中国未来20年至少还有3－4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因此，土地资源必然要通过一个合理的市场流转方式来实现它的再配置。这个土地资源既包括农用地，也包括农村建设用地，而且包含农民的宅基地，这些要统筹考虑，只不过流转的方式和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法律框架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方向是土地市场化。
对于有些地区建立农村土地交易市场的一些做法，王晓鲁表示可以借鉴。他认为，在这个交易平台上，农用地的交易公开、透明，幕后交易、私相授受、侵占农民利益的现象会大大减少。另外，在公开的土地市场上，可以有一套法律法规或行政法规，来规范市场交易，保证它的交易过程公平合理。
对于农地物权化以后，农民对土地的不当处置行为，会使农民失去保障的担忧，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迟福林表示，我们应该相信农民，如果土地物权化了，农民会更加珍惜土地。
2.关于劳动力市场。
行政性分割形成劳动力市场二元体制。宋晓梧认为，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问题是行政性分割，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城乡分割。农民工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的最典型的表现。与户籍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行政分割，造成了两亿多农民工始终很难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这样一种不公正的市场，这不符合由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基本要求。二是行政性垄断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的分割。在市场经济国家，不同行业工资的高低，主要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行业要求的文化程度不一样，从事金融业的文化程度要比从事一般性劳动的受教育程度高。还受劳动力稀缺的影响，愿意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人少，这个行业工资就高。而我国垄断行业的收入30%是国家的特许经营权造成的。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工资远远高于一般竞争性行业，这些年还在不断扩大。这两种对市场的行政分割，不符合市场来决定劳动力要素配置的基本原则，造成收入差距拉大。
应该赋予工人集体谈判的权利。宋晓梧在谈及如何解决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问题时指出，如果国家干预企业内部的劳动关系，就干预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如果国家不干预，资方的强势和劳动者的弱势就会造成原始积累阶段的剧烈的劳资冲突，这就产生了劳动力的集体组织行为问题，工人单个是薄弱的，组织起来就有力量，因此应该赋予工人组织工会谈判的权利，集体谈判工资是现在劳动力市场通行的，同时赋予企业经营者的组织权利。但是，这样的组织权利在中国到今天为止，它的发育还很不成熟。
在宋晓梧看来，绝不能认为有了最低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力市场就不是由市场决定了。这恰恰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政府对一些市场的缺陷或者市场失灵的地方的弥补。
三、进一步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正确认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特殊性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在争论中不断加深理解。对于当前有人仍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可以不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中国体改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指出，市场经济是人类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的规律，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规律，我们应当学习、借鉴、运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
在他看来，把一般和特殊关系处理好，首先要认同一般，在一般规律的基础上然后才有特殊。我们运用一般规律的时候必须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和特点形成中国特色，这就是特殊性，但是，不能拿特殊性来否定一般性。现在有人往往只强调特殊性，忽略了一般性，用中国的特殊性否定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实质上否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
蔡继明表示，在任何资源配置中，市场都不是万能的。市场会出现失灵。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介入资源配置。但政府的介入只能是弥补市场决定作用的缺陷，不是取代这种决定作用。
而张维映则认为，没有一个市场经济是政府建立的，政府可以消灭市场经济，但是政府建立不了市场经济。我们所有的改革应该围绕如何给与每个公民权利，建立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建立保护自由的体制，建立用宪法法治约束政府的制度，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我们现在还在不断的规划，先建哪个市场、后建哪个市场，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思路。
2.继续解放思想，才能深化改革
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前提，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广东省体改研究会会长黄挺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着又一次思想解放，从广东前三十多年的经验来看，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是推动改革的先导，思想解放有多大，改革的步伐就有多快。
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认为，我国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20多年，但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是什么，至今没有解决，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障碍还没有打破。陈剑认为，民有经济应该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和主体，国有企业是承担特殊的社会职能和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破解。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文宗瑜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已经触及到所有制改革的制度层面。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是实行更大的市场开放，对于垄断行业和准垄断行业，只要法没禁止，非公有资本、民营资本、外资都应该可以进入。
3.协调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
改革要创新突破，法治讲规则程序，如何协调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对此，黄挺认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们的市场经济也应该加强法治建设，依法办事，规范运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各项改革。同时，我们现在的法律本身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完善。现在的许多法律包括宪法在内，有些地方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相适应，应尽快修改。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到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很多都是法律问题，比如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转移支付的问题、公司制从实缴制到认缴制的问题、土地市场的问题等等，都和法律问题密切相关，涉及到原有法律的框架如何突破的问题。现有的法律和规则也有如何适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对于有碍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法律和规则应该修改。他认为，应该把法治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