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更是迫在眉睫。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相对于只是作为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传统财政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新共识。问题是如何沿着这个新共识来深化财政理论创新呢?毫无疑问，这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借鉴世界财政研究成果，将财政理论创新置于数字文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之中。财政理论创新和财政学科建设紧密关联，涉及财政学科定位问题。基于此，我重点谈谈如何以时代问题为导向，超越传统学科定位，推动财政理论顺应时代创新性发展。

　　(一)人类进入数字文明时代

　　理论创新要以问题为导向，而问题从何而来?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所以，问题从时代来，从实践中来。推动财政理论创新，首先必须分析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从事什么样的实践。只有这样，才能超越传统、突破局限。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准确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他还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数字文明的概念。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必须意识到人类已经从工业文明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正在展开的数字革命并非是工业革命框架下的第四次技术革命，而是超越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并列的第三次文明革命。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时代也从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发展到了数字文明时代。

　　时代之变会带来许多深刻的问题。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意味着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那套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已经逐渐变得与现实不相适应了。这种不相适应不是局部性的，而是整体性的、根本性的。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式将发生颠覆性变化，这在我们的经济、日常生活和政府运行等各个层面都有显现，现在仅仅是一个开端。在现代经济中，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字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并以其智能化、量子化、跨界融合、深度渗透、变革指数化等特征，正在快速替代旧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据中国信通院2021年8月发布数据显示，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13.6万亿美元，占GDP比重为65.00%，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比为38.60%。

　　当数字化与金融化叠加在一起，经济社会正在产生一种快速的“化学反应”，其运行的逻辑正在自发重构之中。这种变化是颠覆性的，既颠覆现实，也颠覆理论;既颠覆传统的思维认知，也颠覆旧的学科定位。比如说所有制以及数据产权、数字金融、数字货币的发展，财政和金融、财政和货币的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正在改写传统的财政平衡理论、国债理论和财政政策理论。在现实中出现的负利率、负价格等现象，这些情况在过去闻所未闻。归纳起来，过去曾经被经典力学证明的确定性的世界在数字文明时代已经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不仅如此，不确定性不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世界的本质，这已经被量子力学所证明。

　　(二)构建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认知

　　理论创新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理论，而是要实现超越，在扬弃传统理论的基础上重构适应数字文明时代的新的思维认知。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问题，视野才能变得更为开阔。

　　数字文明时代的历史定位表明我们正经历从传统慢变的社会转向现代快变的社会。在农业文明时代通常以千年为单位来观察时代的变化;到了工业文明时代，通常以百年为单位来观察这种变化;到了数字文明时代，则是以十年为单位来进行观察这种变化。智能化、量子化、变革速度指数化成为数字文明的典型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呈现加速度趋势，这衍生出了许多未知的问题，人类积累的经验也加快失效，人类为了构建秩序而形成的各种规则也迅速解构。就好比汽车运行的规则(低速环境)不再适用于飞机(高速环境)一样。许多规则加快失效，越来越不适应数字文明时代要求。最为突出的是政府的运行方式及其法律制度，亟待变革，比如工业化时代形成的政府监管、《劳动法》就已经不适应了，传统政治经济学讲的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现在看起来也要有新的认识。依托“单位”为缴费基础的社保制度，在新的就业状态下，也变得“漏洞”百出。规则的重构，意味着需要新的思维和认知。

　　经济社会加速变化，也意味着风险的内涵发生改变，同样的风险在不同参照系下，其可能的损害是不一样的。好比开车，在市里慢速行驶，车与车碰撞一下顶多车有一点损失，车内的人一般不会有什么大损伤。但是如果进入了高速公路，在高速行驶背景下的碰撞所产生的风险和后果完全不同。进一步，如果是飞机，有一点点碰撞就可能导致机毁人亡。鸟要撞到汽车，鸟可能会受伤，但汽车没事，而鸟撞上飞机对飞机来说是灾难。这表明参照系不同，风险的含义是不同的。同样的风险事件在慢速的社会里，是可以预测的，可能不足以演变成公共危机，但在加速变化的社会，不起眼的一件小事就有可能酿成大的危机，各种未知的“蝴蝶效应”可能给人类带来生存和发展的巨大风险。在人类文明演变的速度呈现加速度的背景下，现有的一些理论是在以一种刻舟求剑的方式在解释现实，给实践带来误导，财政理论也不例外。

　　(三)以“虚拟理性”推动理论变革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确定的，但现在量子力学发现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性的。这颠覆了传统的哲学和认知，实际上这是认识论的巨大飞跃。传统的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传统或者经典科学理论认识基础之上的，量子力学的新发现至今并没有转化为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范式。量子力学作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其发现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具有重大转折的意义。这意味着传统的以牛顿经典力学为基础形成的基于确定性世界观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难以适用不确定性的世界。

　　过去认为确定性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现在发现确定性是构建的结果。这跟以往的认识完全不同。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去构建确定性的时代。这和我们以往讲的寻找一个客观存在的、先天的确定性(通常以规律来表达先天的确定性)的思维完全不同。这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基本哲学基础和认识基础已经被改变。

　　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构建确定性，以规避风险。而构建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越来越需要虚拟理性的过程，因为风险本来就具有时空的虚拟性特征。人类生活从早一些的货币、资本的虚拟化，再到工业的服务化、信息化和财富的金融化，就已经开启了人类文明虚拟化进程。当今数字化、金融化则只是加快这一进程。自从产生了经济的虚拟化，才产生了经济危机。虚拟化渐渐超越了以经典物理学时空观念为基础的实体理性，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包容的虚拟理性。这是数字文明时代的一个新命题和新问题，如果没有虚拟理性，我们将无法理解虚拟世界、虚拟空间，也无法真正认识不确定性和风险。最近“元宇宙”的概念非常火爆，国外一家数字巨头已经改名元宇宙公司，虚拟现实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如果不能超越传统的认知，那我们就可能赶不上这个时代，就会落伍。

　　不确定性和风险问题，都是虚拟性问题，不可证伪，不符合经典科学所要求的二值逻辑。要真正认知风险，就需要超越二值逻辑的虚拟理性来加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一次讲话中，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当成是木桶的底板，他认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底板问题，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根据木桶原理，底板和短板性质完全不同，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底板，不是短板问题。风险问题也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的一个底板问题。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才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基本问题，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现实和指导构建新的发展确定性。

　　不可证伪的风险问题是虚拟问题。过去讲科学问题，那都是要证伪的，不能证伪就是伪命题。而风险恰恰就不能证伪的问题，所以，按照传统的那套实体逻辑来理解我们当下的基本问题，可能无解。基础理论的创新首先要更新我们的思维方式，要嵌入一个新的认知模式，只有这样，理论的创新才有前提和基础。

　　(四)基于时代问题重构财政理论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文明时代的基本问题是不确定性及风险的公共化。风险的公共化是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这意味着传统财政理论中的“公共性”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市场失灵为参照系的公共领域、公共产品等概念已经无法成为解释现实的逻辑起点。超越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从广义社会来观察财政问题就成为财政理论创新的第一步。以广义社会为观察视角，并非简单回归到欧洲传统的财政社会学，而是要基于当下的以数字文明为基础的风险社会来考量。风险社会中的财政公共性不由自主地就导入了由风险公共化的结果—“公共风险”这个核心，并成为风险社会财政理论的逻辑新起点，并以此来观照中国当下的现实。

　　强调财政理论创新，特别是讲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要强调学科体系的重构。在一些局部的、边边角角的问题上进行创新并非不可以，但是基础理论的创新应当有一个更宏大的视野，即基于中国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方位。中国的发展实践中还面临着许多重大的难题，比如二元结构的问题，社会转型慢于经济转型的问题等。按人口结构来看，在社会身份意义上，农民群体占53%，表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这个时代和社会背景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思考和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市场化、社会化、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等问题和现代社会的数字化、金融化趋势的复合，构成了中国独特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要发挥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的财政作用。局限于传统的经济学视角的财政学科定位，会限制财政理论创新。只有把这些基本问题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才能跳出基于经济学的财政学科定位。财政学是治国安邦的学问，本来不应局限于经济学。应该首先从回答时代问题入手，然后再考虑财政学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应该是先有孩子再取名，而不是根据取的名字再决定生什么样的孩子，这个顺序不能错。财政理论创新与学科建设都需要超越，超越传统理论、超越传统学科定位，真正基于问题导向，基于时代之问。

　　有一位政治学家与我讨论财政问题，他认为财政学应当是政治学的基础课。我当时非常惊讶。政治学者觉得财政学应当是政治学的基础课，表明从他们的视角发现了财政学的基础性，也表明财政学科之外的人可能比财政学科之内的人对财政的认识更为清楚。这也充分说明，确实只有超越现有的学科定位，才能真正推动财政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