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下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将出我的一本书，叫《中国生育革命记实(1978-1991)》，论述的是1978年到1991年这13年间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过程以及对中国长期发展的影响。
     我今天在这儿讲其中两个观点：
     一是全球生育率持续下降对人类长期发展的影响。我先把全球生育率情况向大家做个汇报。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了全球生育率排行，全球221个国家和地区，生育率最低的6个国家和地区，全属于中华文化圈，总和生育率都在0.93—1.2之间。大家知道，一个稳态人口，其更替水平一般是2.16，也就是可以保持一个族群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生育水平。2013年全球总和生育率最低的6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中国大陆、台湾、澳门、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韩国。中国大陆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在1.16左右，上世纪70年代初是5.68。那个时期推行晚稀少生育政策，用了10年时间，由于这一生育政策实施效果很好，到了1980年降到2.4。上个世纪90年代初，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3，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进一步降到1.22，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已经降到1.18。这样一个低生育水平已经进入超低生育，中国在本世纪初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超低生育率的陷阱。一般认为，进入了1.2以后都是低生育率，即使再鼓励生育也难以阻止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全球6个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全属于华人文化圈。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政策变动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采取严格限制生育的办法控制人口增长，他们的做法和中国大陆70年代采取的晚稀少时期的措施完全一样。但到了90年代后突然发现，没有人生孩子了，生育率急剧降低，劳动力开始减少，于是又开始鼓励生育。这项措施推行到今天也已经20年了，虽然鼓励生育，但效果有限，没有阻止生育率下降的步伐。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包括生育率的变动，实际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把握其变动的规律和特征。现在看来，生育率变动的特征必须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才能看得很清晰。二战以后出现了婴儿浪潮，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了一本书，叫《增长的极限》,提出零增长理论，当时人们觉得人口浪潮汹涌而至，全球一片恐慌，联合国为此成立了人口基金，在全球遏制生育率。但是到了90年代，很多国家生育率开始下降，90年代全球总和生育率大概在5以上，过了20年，目前已经下降到2.4左右，全球生育率在迅速下降，不仅是发达国家，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在迅速下降。这对人类长期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
      二是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必须调整，不然长期的隐患巨大。中国长期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其负面影响是巨大的，需要做出调整。去年胡德平先生组织一些专家讨论资产负债表，我有幸参与，并在人民日报理论版写了一篇文章，“研究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意义”。政府负债，其中一个很大的是隐性负债，比如中国老年人口，60岁及以上已经超过2亿多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还会迅速增加，但我们没有很好的准备来支付庞大的养老金。现在估计，到2030年我们至少要有30万亿元的资金缺口，这是一个巨大的隐性负债，政府当然要为老龄人支付养老金，但缺口这样大，就是非常棘手的问题。
      我们现在实施的生育政策，其带来多方面的负面效应，需要积极应对。我是80年代中期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人口学硕士分到国家计生委工作的。工作了一段时间，突然认识到这个政策是很有问题的。70年代初期，中国的生育政策叫“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也叫晚稀少，推行了近10年时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68一下降到2.4，通过和风细雨，为育龄人群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几乎没有采用过多行政的手段，但效果却十分良好，被很多人认为是生育史上革命性的变化。但是到了70年代末期，78、79年急剧转变，转变到一孩政策。现在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得比较清楚了，转变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宏观背景发生了变化，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三步走有关系，和人均发展战略目标是有关系的。从70年代末期开始转，一下转到只生一个，当时的领导人认为要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必须经济搞上去，人口要下来，人口下来最极端的办法就是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但这个政策推行的效果不好，在实际遇到很大阻碍，也有一些对这种做法坚定的质疑者。山西的梁中堂1984年给胡耀邦写信，建议在全国推行两胎加间隔，当时胡耀邦作了批示，后来国家计生委也有两个专家给中央写信，得到胡耀邦、赵紫阳的高度的认可，但是阻力很大。最后落到独女户，允许一对夫妇生育第一个是女孩子才能生第二个，这种政策最终到1991年才在全国推行。国家计生委1984年在全国搞了很多的两胎加间隔试点，赵紫阳1986年说，如果这个政策的试点效果好，就可以在全国大面积推行，赵紫阳为此作了大量工作。但试点始终没有在全国推广，从1991年一直到现在，农村都是独女户政策，这个政策较之只生一个有进步，但是和两胎相比效果还是有问题的。
      推行这样一个极端化的生育政策，其负面影响是带来一系列结人口构性的失衡。我们今天讲经济增长，面临着严重的不可持续，2013年劳动力绝对数在下降，今后几年会进一步下降，老化程度在迅速提升，出生性别结构也严重失衡。所以中国的生育政策到了必须调整的地步，虽然近年来有很多人呼吁，包括我自己也在呼吁，但始终没有一个正面回应。按照目前的态势，调整一定是大势所趋，只不过是应当尽快一点。实际上，即使调整，也难以改变长期的生育政策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生育政策的调整看似简单，实际关系到民族长远的发展，人口结构失衡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长远的发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将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愈益强烈感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