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在全球不断推进，国际政治、外交关系、经济发展、能源安全、金融市场等也在不断演变，发展中国家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和异常艰难的选择，为防范风险，避免陷入圈套，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务实稳妥推进。

　　发达国家如何实现碳达峰?

　　大家公认，在节能及能效方面，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我们也必须知道，节能及能效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主要得依靠能源利用技术水平提升以及各类用能装备效率提高。技术和装备进步，依靠内生的创新非常缓慢，引进其他国家成熟的技术和装备是通常的捷径。对一个大国而言，能效水平难以短期内上一个新台阶，更不可能一蹴而就。

　　节能及能效有助于碳达峰，但对碳中和边际效应递减。那么发达国家怎么实现碳达峰的，又是怎么实现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的?

　　近50年来，全球发生了三次著名的石油供应危机，导致全球油价暴涨。发达大国一方面加大力度掌控全球石油资源，确保供应安全;另一方面，鼓励各行业节能、提高能效，包括交通、工业、建筑等各行各业，节能技术和装备在发达国家得到大规模推广应用。特别重要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后，对环境污染的严厉措施和惩罚机制，迫使工商企业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使用，同时，考虑人力成本等因素，发达国家逐步将高能耗、高污染、高碳排“三高”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亚洲四小龙”因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得以兴起。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逐渐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以及“亚洲四小龙”梯级转移的最佳选择地。时至今日，中国成为接受“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最多的国家，为配合这些产业转移，中国各地兴建以制造业为主的各类产业园区，打通产业链条，上中下游全力配套，各产业基本上形成了100公里范围内的生态圈。40多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中国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用能大国和产业工人大国。

　　转移出“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后，发达国家集中于设计、研发、集成、系统、教育、品牌、管理、传媒、娱乐、工程、金融、贸易、航运、绿化、高端装备和高端制造业等低能耗、低污染、低碳排“三低”产业，环境污染大为改善，流水线工人大幅减少，能耗与经济增长脱钩，碳排放自然容易达峰。同时，人均GDP继续增长，人均工作时间减少，全社会进入后工业化时代。

　　降碳不能因噎废食、本末倒置

　　进入新世纪已经20多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能耗越来越多，污染依然严峻，碳排放遥遥领先。中国制造业，特别是“三高”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转移出去，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

　　很遗憾，此路不通。

　　其一，中国是产业工人大国，如果没有大量的制造业，大多数的产业工人特别是农民工，将很难转移至其他产业。如果造成大规模结构性失业，将影响社会稳定。其二，高能耗产业很难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缺电、缺能源、缺能源基础设施，全球碳排放大战打响后，发展中国家很难新建经济而稳定的煤电厂。其三，如果这些产业大多数能转移出去，中国经济和就业将面临中长期困难。其四，发达国家主导的设计、研发、集成、系统、教育、品牌等低能耗产业，已经横霸全球，中国只有少数行业有竞争优势。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首要目标必须是经济发展、民生改善、能源安全、污染控制等。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一旦经济增长停滞，不仅产业升级转型失去动力，现有市场份额也将被其他国家蚕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地方而言，虽然不再“唯GDP论”，但民生改善、社会保障、环境治理乃至生态文明建设，都离不开经济发展的支撑。在现阶段，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应将降碳置于优先序列，如果强行提升其优先等级，其他目标实现必将受到负面影响。因此，完整准确认识并理解降碳的紧迫性与重要性，才能合理排序国家和地方目标，编制出务实的“双碳路线图”，不至于因噎废食、本末倒置。

　　目前，我国正在逐步出台“中国解决方案”，即“1+N”系列文件和政策，其中“1”便是2021年9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要“立足国情实际，统筹国内国际能源资源”“坚决维护我国发展权益”。可见，中国的“发展权”应该也必须是第一要务。《意见》还强调，要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这里的重点，一是“减污”置于“降碳”之前;二是强调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和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不应因为“减污降碳”受到明显负面影响。

　　先立后破就是不立不破

　　《意见》中还特别明确，“有效应对绿色低碳转型可能伴随的经济、金融、社会风险，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

　　如何理解“安全降碳”?

　　现阶段，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尚未脱钩，存在紧密的正相关关系，人为限制碳排放增量，将直接抑制经济增长，就是“不安全降碳”。如果“一刀切”、关停式“降碳”，既与《意见》相违背，也限制了我国节能减污降碳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以能源行业为例，传统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总量的90%以上，降碳就是减少传统能源的使用，煤炭首当其冲。主要用于发电、供热、工业和化工的煤炭，是发展中大国，特别是中国、印度等国的基础能源，但任何用途的煤炭使用，包括煤炭清洁利用都得排放二氧化碳。在煤炭应用技术进步缓慢的历史背景下，节能的边际效益越来越小，边际成本却越来越高。当前煤炭应用“安全降碳”的前提条件，一是可再生能源替代的综合成本(包括系统成本)不高于利用煤炭的综合成本(包括环境成本)，二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电量充足，三是替代必须安全可靠稳定。

　　达到安全降碳的前提条件是“立”，“立”后再“破”，即取代传统能源。如果先破后立，更可能的情况是“破”了，而后续无法“立”。2021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的“拉闸限电”就是先“破”未能后“立”的结果。只有摆正碳排放的位置，在我国节能减污降碳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之后，经济发展才不会受到抑制。

　　因此，我国要实现“双碳”目标，第一，必须在财务合理的前提下，一方面鼓励技术创新和装备升级;另一方面，为实现低能耗、低污染、低碳排、营造绿色环境的全球目标，要求发达国家低成本转让节能、降污、减碳技术，并给予资金支持，而不是逼迫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的同时，趁人之危，哄抬技术和专利。

　　第二，在承担全球的中低端制造业，特别是“三高”产业的同时，中国性价比最高的核电、水电、风电、光伏、储能、电动汽车等产业可多快好省地为全球能源转型服务，让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快步跨入低碳能源为主的新型电力时代，降低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能源的需求。

　　第三，继续大力发展低碳能源，在安全经济可靠的前提下，低碳能源不断地替代出传统能源，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排放。不断创新分布式能源和区域能源低碳化模式，为发展中国家低碳转型提供参考和经验。

　　随着我国《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公布，各省份方案也相继发布，为2030年前能够实现碳达峰规划部署。事实上，各地非化石能源资源禀赋、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与能源的相关性、地方政府财力、低碳技术累积等差异很大，2030年前所有省份全部达峰，“齐步走”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各部门、各地方、各行业及各类企业需要完整准确理解新发展理念，以务实的态度排序目标，做好规划，先立后破，稳妥有序地推进“双碳”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