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的刘尚希对这个世界有过很多疑问：地球会不会爆炸?人类会不会毁灭?世界为什么是普遍联系的?又是怎么联系的……他尤其对什么是“规律”着迷。
16岁考上大学的刘尚希“阴差阳错”学了财政专业。对于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对“财政”的全部想象也跳脱不出“会计”这一形象。但学得越久、研究得越深，刘尚希越能感受到财政理论的复杂性、综合性，以及财政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与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
他一直在寻找种种经济社会发展及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那幢灰白的大楼里，他写下《公共风险论》《大国财政》《中国：城镇化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挑战》，以及新中国70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起起伏伏。
刘尚希的头衔很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专家，还受邀在教育、卫生、环境、商务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担任委员。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研究财政，不是只在财政的一亩三分地转圈”。
刘尚希被称为“一个公共领域的探索者”。如今，进入人生的第58个年头，刘尚希还在努力探寻财政之于国家治理的奥秘，希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抓住些什么。
调研糖业时跑了大半个广西，到田间地头走访农户
入选《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时，刘尚希25岁，正在攻读博士。这本辞典是当时权威的经济学学者名录，收录了3309人，介绍了我国成就卓著的经济学者。
那时，刘尚希已在学界崭露头角，提出的“分配预期”理念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特殊时期，我国的不少商品仍存在短缺，刘尚希把目光聚焦在了“分配”上，对改革与发展中的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
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历久弥新。比如“大家首先要有预期，有明确的预期，人们才会努力生产”。刘尚希研究问题有个习惯，不崇拜权威理论或观点，只相信从现实出发、深入调研中得出的结论，“墨守成规，不独立思考，哪来的创新?”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刘尚希在广西调研糖业时，跑了大半个自治区，乡干部骑自行车驮着他到田间地头，走访农户，一笔笔记清楚蔗糖生产全流程的成本和收益，探讨收益分配是否合理。调研烟、棉花时，他用的也是这样的“脚下功夫”。
这些经历不但形成了刘尚希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也使分配问题成为他长期关注的重点领域。他的博士论文《收入分配循环论》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仅仅着眼于收入流量的常规，从流量与存量循环的角度构建了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该论文于1995年在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研究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曾有人问刘尚希为什么会选择财政专业?他说，从喜欢琢磨到进入研究，再到后来成为一名研究人员，是自己没有预料到的，“这也许与我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信念有关。”探寻人类生活中不曾触及的“底片”，成为刘尚希的志向，“志向定，而乐趣生”。
做研究要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
刘尚希的一大爱好是喜欢琢磨。由于农村条件有限，刘尚希少年时代可读的书很少，进入大学后，他开始疯狂读书，什么类别都读，尤其是哲学书籍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他说，做研究要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
20世纪40年代末，随着科技的发展，各学科研究领域的分支日益细化，但与此同时，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由此，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三论”产生并逐渐流行。
为了了解经济社会究竟是如何运行的，大学时期，刘尚希痴迷于研究“三论”。读大三时，他在一家造纸厂实习后撰写的报告就运用了信息论分析方法，从流动资金运行反映的信息来观察工厂的整体运营情况。
他还是我国最早系统研究财政风险理论的学者，而这是受量子力学的影响。“经典力学是以世界是确定性的认知为前提的，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世界的本质是不确定的，这就颠覆了传统的哲学认知”。
当时他考虑的是：既然世界是不确定的，那就相当于整个人类都生活在风险中，所谓的公共产品不过是应对公共风险的产物，各种显性的制度规则和隐性的道德规范也不例外。
在20世纪末，一般的看法是，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实行的社会产品分配，不会发生什么风险。而现在，无论是财政风险还是各种公共风险都已成为共识。刘尚希运用这一理论，撰写了一系列有分量的论著、论文、调研报告和政策建议，形成了推动改革及防范重大风险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刘尚希打了一个比方：公共产品像一个瓶子，瓶子里装了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就是公共风险。瓶子完好时，风险被束缚住了，大家对其就视而不见，但瓶子一旦破碎，魔鬼就出来了。
这些年，刘尚希注重从不确定性出发研究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对风险的认识也逐渐深化，现在，他已成为我国财政风险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2018年时，他曾提出过一个问题：中国40年财政改革的逻辑本质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应对风险。“财政之所以要改革，意味着在那个阶段整个社会面临相应的公共风险。”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刘尚希在公开场合频频谈到“治理风险”的重要性。他说，大国治理需要大国财政思维，大国财政需为有效实现大国治理发挥基础性作用，并上升到为全球治理发挥世界性作用，成为撬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有力杠杆，“这是时势赋予我们的责任”。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财政史
在刘尚希眼里，研究财政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因为要想了解人类社会演进，如制度变迁、政治嬗变、经济发展、民主法治等，财政是一个最佳的观察位置。
通过财政，他观察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备受关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流行的观点是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2005年，刘尚希到陕西几个贫困县调研，当地干部向他诉苦：作为西安的水源地，当地很多工业不能做，财政有困难，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刘尚希问，如果当地所有税收全留给地方够不够，他们说也不够。“我问他们也是在问自己，那时就意识到对缺乏税源的欠发达地区，这一原则如同水中望月”。之后，刘尚希提出“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分税制原则。
刘尚希一直觉得，人类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一部惊心动魄的财政史。站在财政这个支点上观察人类社会，有比其他位置更多的优势，看得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刘尚希希望社会能跳出部门思维，真正理解财政的重要性，“财政就像房子的地基一样，影响的不是国家治理效能大小，而是有和无的问题。社会的很多基础性问题其实都是财政问题。”
他谈到城乡二元制结构的现实，为什么当年要把农民集中在集体经济里，因为农业要支持工业建设，要积累工业资金;谈到共同富裕，为什么要强调国民能力普遍提升，因为要融合效率与公平……“这些归根结底还是财政的约束性问题”。
他想起少年时期看电影的经历，个子虽小，但在人头攒动的缝隙中，只要找到一个板凳往上一站，电影画面就尽收眼底。“我觉得，财政就是观察人类社会变迁的那条板凳。”刘尚希说，财政的一收一支，都是对社会利益关系的牵扯，也是人类价值观的映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一想到这些，研究财政，就不再是一堆枯燥的数字，而是令人激动地等待揭开的社会奥秘。
“但社会的奥秘像是一个顽皮的小孩，总是躲着你。”刘尚希说，正如量子力学所揭示的测不准原理，在由人类活动组成的社会中照样发挥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无止境地寻求，就像一盘永远下不完的棋。研究的乐趣，也就在其中。
刘尚希一直都在探索、思考财政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确定性作用，他希望年轻一代能继续下去，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这需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