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复苏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加大对绿色转型的一些投资和技术创新，使我们短期有效需求得到扩张，从而形成一种短期需求扩张，中期供给改善的有效路径。这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规划。为什么绿色复苏更需要顶层规划、顶层设计呢?这与绿色复苏的一些特性有关联。

　　首先，加大绿色复苏的投入，对于投入企业来讲是一种成本和负担，因为这些绿色技术的投入，很难马上产生收入效应和市场效应。绿色技术的改造需要相对漫长的过程，它比我们传统的技改可能还要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其次，大量绿色技术的创新具有强烈的不确定性，其收益面临巨大的风险。再次，即使我们进行了很好的绿色技术的创新和绿色基础设施的改造，但这些创新和改造的成果往往具有类公共产品属性，市场短期内很难给予这些绿色产品以完整的市场定价，绿色的外部性决定了企业很难获得弥补成本的市场收益。这样就导致绿色投资与传统投资之间有很重大的差别，绿色投资天然面临搭便车和投资不足的困境。简单地遵循市场法则是难以形成短期市场需求的，这是我们要高度重视的。

　　绿色投资在很多行业对于GDP的拉动，对于我们潜在增速的拉动，对于其他潜在的技术变化与传统投资具有差别。这种差别在于：1.绿色投资的投资乘数与传统的投资乘数不一样，一般要小于传统投资的乘数效应。2.大量的绿色投入在本质上是个成本概念而不是收益概念，确权与交易首先是成本的显化和分担，然后才是绿色技术的创新，最后才是绿色收益的获取和共享。

　　因此，我们要利用这些绿色投入来提升公司价值，但这种提升作用往往表现得很不完备。这就要求政府要用更大的力气，第一要加大规划，第二要加大一致行动，第三要加大对于绿色投入的前期补贴，形成整个有效运转、平稳转型的内生动力机制。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第一顶层设计要更为科学;第二要及时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原因就在于此。

　　更重要的是，我们顶层科学设计要避免层层分解，以避免出现“分解谬误”!这也是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为什么通过传统的行政监管和运动式的分解，在绿色和“双碳”中间难以达到它的结果呢?原因有三：

　　一是碳达峰并不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区域同步达峰。碳达峰的过程中，有些部门必须率先达峰，有些部门有可能在达峰之后，由于它的特殊性还会继续地增长。因此，碳达峰的概念是国家碳达峰的概念，而不是每个部门碳达峰的概念。

　　二是如果考虑这些结构性因素就会发现，如果同步进行碳达峰，就会带来很多行业瓶颈性的问题，从而导致很多国民经济的循环由于瓶颈效应而出现断裂，继而导致中国不是因为技术创新而达峰、在能源体系转型过程中达峰，而是在人为经济降速过程中进行达峰，这种达峰显然有损于生产力的发展，有损于我们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

　　三是要考虑“1+1”不等于“2”，很可能会“大于2”。要考虑分解过程中，大家会继续忽略技术创新的问题，忽略公共投入的问题，忽略后期的绿色产品完整定价等一系列问题。把这一系列问题考虑进来，这种简单的减碳模式会使社会成本比一般的社会成本高得多。因此，下一步我们应当在科学测算和技术创新上有更大的作为。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