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12月17日，中国改革（2106）年会暨创新驱动高层研讨会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本文是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孔泾源的演讲内容，未经本人审核。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原司长　孔泾源

　　经济下行压力这是多年的趋势，两个周期，从最高的10.4%一直下降到2015年的6.9%。在转轨制体制下，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大家知道我们经济体制的六大因素，第一是人民公社时期包括婴儿潮时期所潜在的数量巨大、相对廉价的产业工人或产业后备军。另外土地征用制给我们创造通过征地制度廉价获得基础设施建设、工商业发展及城市发展的重大用地，包括巨大的财政收入和建设成本。

　　传统体制对矿藏资源、财税资源、金融资源、环境资源等几乎所有供给侧生产要素集中控制与价格或成本抑制。

　　普遍低收入水平及短缺经济状态所蕴含的巨大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空间。

　　长期封闭状态打破后的经济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迅速增加的外部需求和日益拓展的市场边界。

　　其他转轨制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或由于追求政治正确，迅速而彻底地扫荡公有制，或本来就长期受到私有制对社会化大生产及产业结构变动的束缚，徘徊在生产要素私有制的原始市场经济的历史起点上，生产要素市场配置成本居高不下，经济增长表现一直平平。

　　这些条件不是不变化的，进入本世纪以来，这些条件相应都发生了变化，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开始递减，劳工成本迅速上升。劳动力结构发生质态变化，城镇新增劳动力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传统产业外延受限，相应的就业岗位、技术选择必须适应其变化。

　　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理念的形成及政策措施的部分落地，廉价土地供应机会不再。

　　资本积累能力减弱，人口老龄化加速。我们长期粗放发展带来的环境成本由外部型变成要内在化，这几方面条件变化形成了我们今天经济下行的现实条件，或者说不可回避的因素。这是供给侧看的几方面因素。

　　从需求侧来看所谓房地产供需平衡乃至过剩的长周期拐点开始显现，所以我们出现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是现状而且在一定时间内是一个趋势。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从管理层面做了巨大努力，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我们财政政策赤字率达到9.6%。

　　货币政策的结果使我们经济杠杆率高了2.5倍甚至以上。而且它造成的是资产荒陷井，M2增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下行趋势，投资需求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年以来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固定资产投资，下面是民营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有脱实向虚的现象。黄颜色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增长率，蓝颜色是包括政府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一季度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增长已经是实体经济部门的3倍以上，也就是说新增长的信贷投放主要进入到了非金融机构。这一轮大家感觉到我们调控政策远远不如2009年那一次，同时货币新增加信贷在金融机构体系内部转悠，意味着金融风险由外部向内部化发展了。

　　我们看看从金融机构自身运行来看，金融资产收益率明显下降，除了1-2两年期新增贷款之外，所有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各种理财产品收益率已经明显低于1年期贷款利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金融体系内部开始出现了资产荒。资产荒两种表现，一种表现就是社会投资没有效应或者收益很低，极低，两种反映，一种反映对外投资，搞理财产品，搞其他投行业务，明显已经低于自己的放贷，表外资产回到表内，投到商业银行变成传统，现实M1增长高于M2。资产尽管有资产荒，但是这些资产是实实在在金融机构的负债，它必须捣腾出去，不捣腾去会增加成本，会投到传统产业等，来降低它的负债压力。所以我们说去杠杆，尽管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去杠杆是若干经济措施，我看去杠杆是长期的工作。今年财经政策叫做积极有效，连工资成本都要考虑进去，货币讲稳健增进我看也不会少考虑这方面问题。

　　需求侧管理有其不可逾越的边界。财政政策受制于政府债务水平及赤字率的高低。货币政策受制于名义利率下限、流动性陷井及一国经济杠杆率的潜在上限。过度刺激投资可能诱发产能过剩、抑制未来需求及政府投资挤出效应等问题。

　　这种条件下我们推进供给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我们给供给侧改革做一些简要表达。改革和发展，改革和增长要兼容，不兼容的改革公众层不认可，社会不销售。这种条件最好是怎么实行?经济短缺与需求扩张期，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发育成长期。生产要素管制释放期，人口红利及要素收入上升期，产业革命或新兴产业成长期，技术革命效益外溢期，市场边界拓展期。

　　今天进入生产过剩型经济阶段之后，不是这样情况了，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包括税费减轻政策，包括放松管制，包括削减福利政策，典型代表是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体制转轨型国家的供给侧改革，是从微观机制到宏观体制的结构性重构。供给侧改革的需求政策扰动，经济景气追求延缓或者排斥结构调整，加深资源错配或者结构性矛盾，短期需求目标可能影响长期的制度建设。

　　2017年结构性改革是主线，重点是在哪些方面进行努力。主要是去杠杆方面，国企改革方面。我认为国企改革国企社会责任确实逐步逐步的优化，但问题是我们改革目标是建立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发展的体制环境。西方提出禁止中立原则。用它作用打压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在市场条件就是确立中立原则，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还要政府规制也要中立化，市场竞争中立+政府规制中立就是广义的市场中立，我们按照市场中立原则推动各种所有制改革。

　　我们今天讲创新驱动，我们要改革我们的科技体制。以数字说明问题。如果说中国我们研发投入战全球五分之一，20%，美国占28%，我们是第二。但是从三方专利来看，我们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相当于日本的八分之一，科技投入我们跟英国基本上持平，也不错了。但是英国的研发投入只有我们的12%左右，我们其他的钱干什么了，如果科技体制不深刻变革，我们创新驱动难以为继。

　　当然要素配置方面、国民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刚才讲所有问题都是我们改革着力点。在虚拟经济领域问题更多，比方说地方债的债延与增量投放问题。今年9月份提出了建立地方债务应急管理机制，从总量到管控到应急条例，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两个方面问题，一个方面问题我们要处理地方发展能力和发展活力问题。另外一方面还要考虑处理机制处理能力问题，否定锁定了融资空间，对地方发展不利。不能简单用债务的方法造成政府违约或者政府信用透支，资产负债表、国际市场结构、组织机构等我们都要进行改革。“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我们是对国际战略的重组，控制边缘国家威慑大陆主体，我们既要走海上也要走路上，高铁发展不仅仅是技术革命问题，我们通过高铁打通大陆，通过海上航行乃至军事实力，把我们边缘地带也打通，形成海上丝绸之路和传统丝绸之路，陆路和海上共同发展格局，应对美国当前总统川普对我们的挑战，我们更重要是做好内功，内外结合，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要加以考量，我们中华崛起才有希望。【《改革内参》记者孙铮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