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时候中国政府的有为是建立在市场有效的基础之上，这不能颠倒，两者不能分离，要结合起来看。如果公共政策调整不是建立在市场有效的基础上，单打一，政府的有为可能会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尤其在这个新发展阶段更为重要。

　　比如最近一直提“碳达峰、碳中和”，这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要去构建一个有效的碳市场。这也是一个难题，怎么构建碳排放权市场、能源使用权交易市场，就涉及碳排放权、能源使用权怎么分配等问题，经过市场的选择和技术创新，就能从整体上渐渐实现双碳目标。

　　政府政策都应当建立在市场有效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仅仅靠政府发力远远不够。如果一味依靠行政方式，会隐藏巨大风险，也可能带来巨大的发展成本，拖曳经济发展。

　　速度、质量、成本，这三者的关系怎么平衡，我认为是碳转型过程中，基于促进绿色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从经济角度分析，转型首先涉及从高碳向低碳转变的成本问题，如果不顾成本，可能会打断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现在要追求高质量发展，一定程度上看成本肯定会上升，同时速度会下降。所以，怎么协调、平衡三者的关系尤为重要，而建立有效市场，则是重要的载体。

　　对高质量的追求不能一步到位，不能理想化。目前应当高度关注我们现在控制碳排放的各种各样的成本问题，其中包括企业的成本。算大账总共来看，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沉没成本，比如拉闸限电，已经形成的产能不能释放;另外，原有的一些设备可能不达标要淘汰，产品要更新换代，从高碳产品转向低碳产品，行业也要进行调整等方面。

　　以前一些机器设备厂房，尤其是专业性的，其产能可能都变成无效了，这些投资可能都没收回来，形成沉没成本。比如说大量的火力发电厂机组，什么时候淘汰，时间表在哪里?如果一旦形成运动式的，那会导致大量的完好设备被淘汰了，那成本是极高的。

　　当然如果说技术进步带来的这种设备淘汰，会弥补成本，提升效率，一条新的流水线效率更高，可以把原来的拆掉，经济上是可持续的，但如果不是因为技术进步导致的这种沉没成本，那么从整体来说，这样的成本是没法弥补的，那么会给宏观经济的运行，带来非常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我们更看重经济增速，以经济增速为基准来考虑宏观政策。现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就不能仅仅基于经济增长来考虑问题，而应基于整个国家的发展、整个国家在国际上竞争力提升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增长”与“发展”的内涵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强调速度和数量，后者更注重质量、结构和效益。

　　再比如，随着我国发展的整体性特征日益凸显，区域外溢性、行业外溢性和不同政策的外溢性问题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大，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充分考虑这种外溢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不同方面的外溢性极易形成相互对冲，降低政策效果和产生“合成谬误”。

　　现在大家还很关注的一个调控就是货币政策。原来教科书上的一些理论已经没法解释现实了。我们过去认为物价上涨就是通货膨胀，说物价上涨就是一个货币现象，实际上这是片面的。我认为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要分开来，有非货币的因素推动物价会上涨或者下跌。

　　比如说预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相联系，当这种不确定性扩大，公共风险水平上升的情况下，市场预期就会改变。预期改变了，行为就会改变，定价机制就会改变，基于风险来考虑购买或销售，那么价格可能上升，也可能下行。风险预期会使价格产生更大的波动性。

　　现在的原材料上涨，其实是风险定价机制在发挥作用。这里的定价机制既指金融定价，也指受金融化影响的产品定价(如现货与期货)。过去的定价规则主要是基于历史，从供求关系来考虑;而现在的定价规则更侧重基于未来，从风险组合及其变化来确定。

　　再一个通货膨胀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这种函数关系也变了。过去认为货币超发了，就出现通货膨胀，但现在像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货币量化宽松，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点。疫情冲击后，这种量宽后货币的发行更超过了2008年，进入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一个新的历史高点，但是目前并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在有的国家甚至是追求通胀而不得，如日本。

　　虽然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货币体现为负债，但实质上是不需要偿还的“债务”，且也不符合会计准则对债务认定的标准。站在国家信用的角度来观察，与其说是央行负债，倒不如说是国家的一种特殊“资产”。国家增发货币实质上也是在注入资产。至于能否起到这个作用，取决于货币发行方式。

　　也就是说，当政府信用去对冲风险的时候，不会带来财政风险的同步上升，所谓以风险对冲风险，是以低风险去对冲高风险，就是说以较低的财政风险，去对冲公共风险，这是非常有效的政策。未来发行货币、发行国债要结合起来，都是利用国家信用，不能搞“两张皮”。其实这是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一个体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