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怎么看待未来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经常听到有人讲老龄化，好像老龄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劳动力不增长了，甚至萎缩了，经济增长就会萎缩，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但是你想想，还有很多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现在看得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在起什么作用?突出的作用是在替代人，大量地替代人。而且接下来，替代的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强。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下一步不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是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那么担心生育率低了，人口不增长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值得担心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未来就业岗位有没有那么多，失业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涉及到刚才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多人可能用不着了，就不是你去找工作的问题了，只要有社会福利，你就去发展你自己的兴趣爱好就行了，你可以不工作。将来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前景。而且按传统意义理解的就业，不就业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就业不就业的界限可能会变模糊。想找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生活需要，将来可能是向这个方向发展。

　　第二，是刚才曹远征提到的预期寿命会再延长，在座的这些60多、70多的人现在还活蹦乱跳。按过去的概念，过60岁以后已经老态龙钟了，啥也不能干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可工作的时间是在大大地延长。所以你光看劳动力数量不增长了，有那么可怕吗?我觉得没那么可怕。而且劳动力数量不增长，质量会增长，人力资本会增长，经济还会增长。

　　现在面临什么问题?现在面临的，劳动力短缺不是主要的，主要问题是人力资源供求的结构性错位。一方面很多人找不着工作，包括大学毕业生很多人找不着工作;另一方面有些快速发展的行业、产业找不着人。搞数字技术的、搞人机对话的，这些缺得很，找不着。职业教育跟上了吗?很多职业教育在那儿讲的还是过去传统的老一套的知识。过去十来年，中国的职业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适应人力资源需求结构的变化，职业教育应该是大力发展的，应该是持续上升的，但反而下降了。

　　为什么?首先，企业办教育、民办教育，现在有很多障碍。比如教育部门规定，企业要办职业教育，必须得“我”批准，必须用我统一的教材，你必须符合这个标准、那个标准，一系列的要求。控制得非常严，搞得企业不能随便办教育。

　　而教育部门办职业教育，它离现实太远，离实际需要太远，难以培养合适的人才。很多新职业，老师也不懂。你问他数字技术、问他人工智能，他也不懂。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人力资源的供求结构发生了错位，而且它对创新是一个重大的约束。我们需要创新型人才，但是我们学校培养不出来创新型人才，结果人就往美国跑，跑到美国上大学读学位。

　　现在我们面临的政策选择是什么?当然人口政策不能再搞计划生育，这个确实应该放开了。现在允许“三胎”，接下来就不要再限制了，人家愿意生几胎生几胎就完了。

　　但在我看来，生育政策未来已经不是人口政策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了。要重点关注的问题是人力资本的培养，你要把人口政策的重点放在人力资本的培养上。涉及的问题是什么?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公共服务。也包括社会保障问题。

　　现在的教育是行政化、官僚化倾向严重，全国用统一的一套教材，有各种各样的规定，民办教育受到严重的打压。最近教育部的文件出来，引起轩然大波，是不是学生负担重了都是民办教育造成的?是不是把这些民办教育一刀切关掉就完了?或者把民办转成公办就完了?都由教育部门来管，管得了吗?这么大一个国家，几亿人的教育、人力资本的培养，都靠政府来管，管得了吗?教育要满足社会的需要，还得走多样化的路，多渠道办教育、多种形式办教育，公办、民办两条腿走路。

　　一个文件把一个产业干掉，1000万人就业就没了，那么简单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学生负担重，要不要减负?要减负。但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刀切就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把民办教育关掉、停掉就能解决问题的。这方面教育政策需要重新考虑。

　　再一个问题，联系刚才蔡昉院长讲的福利社会的问题，公共服务将来越来越需要由社会担负起责任来，提供比如说养老、托幼等等方面的服务。孩子上小学了，九年义务教育，国家管了，学龄前呢?学龄前教育谁来管?按教育部的规定，可能民办学龄前教育也受到严重的打压。需要的是发展这些服务事业，你可以约束他的盈利性，限制暴利;你可以搞民办公助，可以发展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教育事业。非盈利也不是说不能有盈利，就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就可以了。但教育部门的主要职责不是关门、关门、关门。首先是提供社会服务。

　　另外说到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现在2.3亿人长期在城市里打工，但是没有户口，至少有一半没有享受社会保障，他们的孩子怎么接受教育?要不然扔在老家没人管，要不然带到城里来，入学还非常难，最后送到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部门又来查，说这个学校不规范，关门!他只负责关门的问题，但是不负责解决这些孩子怎么受教育的问题。这种教育制度、这种教育管理方式难道不需要改革吗?2013年的文件说了，要解决进城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放宽户籍。当时城镇非户籍人口2.3亿，现在基本上还是2.3亿，没解决这个问题。你解决了1亿人，那边又来了1亿人，你的解决速度跟不上人家来的速度，存量没解决。

　　还有保障房问题。大量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房子住，居住条件差，但保障房没有覆盖他们。保障房政策不需要调整吗?他们的孩子受教育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现在一直在担心劳动力不够了怎么办，人力资源供不上怎么办，但是这么多孩子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你的教育体制却在排斥人家，这些难道不需要有一整套的社会政策来改变现状吗?所以我非常赞成刚才蔡昉讲的，我们需要向福利社会方向发展，但是基础必须是市场经济，整体经济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基础上，把这套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搞起来，把教育搞好。我认为未来的政策重点需要往这个方向考虑。（本文为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员于2021年8月25日在博智论坛以《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本形成政策》为题的发言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