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年实现碳中和是一个宏伟目标。据估计，目前中国全年碳排放在100亿吨左右，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我们要在40年时间里把净碳排逐渐减少，最终归零。那么碳中和与碳达峰又是什么关系呢?总的来说，2060年达到碳中和的目标比2030年碳达峰的目标更具约束力。碳达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因为可以把峰值定得很高，之后再往下降就行。但是加上碳中和目标，特别是有时间节点的碳中和目标，碳达峰就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会导致峰值后的碳中和成本非常大。所以，为应对气候变化，碳中和更有约束力，也更有意义。

　　碳中和路径清晰，但矛盾也突出

　　从全球来看，目前中国和全球的一次能源结构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比如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都占85%左右，包含煤炭、石油、天然气，区别在于中国是煤炭占比达58%，天然气和石油占比较小，煤炭含碳最高，这也是中国目前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结构最大的特征。

　　未来，中国能源结构的转变方式还是比较清晰的，中国通过改变能源结构走向碳中和的过程，可能不会从煤炭到石油、天然气，而是以清洁能源为主，并且直接从煤炭转向可再生能源替代的可能性更大。正是基于低碳清洁转型要求，以及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特点，中国需要尽快大幅度减少煤炭消费占比。进一步看中国2020年的能源结构，不难发现中国的水电、风电、核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明显增长，但总盘子仍然不是很大。其中水电可能受制于水源潜能，核电主要是安全和布局问题、周期也比较长，很难在短期看到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可再生能源的比例要足够大，才有可能满足大规模的能源需求，才能真正实现对煤炭的替代，才能可持续地支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

　　碳减排的关键是电力清洁

　　目前可再生能源基本上还是以电的形式体现。2020年我国的风电、光伏电的装机量加起来超过24%，但发电量加起来只占总电量的9%多一点，这是因为它们的利用小时比较低，贡献还比较少。反观其他可再生能源，核电是以2%的装机量贡献5%的发电量，水电也以17%的装机量贡献18%的发电量。剩下的主要还是火电，发电量仍然接近68%，而且目前火电基本上就是煤电。这样的电力供应结构决定了我们的电力消费结构。本质上，一个国家的电动汽车是否干净，主要取决于它的电力结构是否干净。氢能源也是如此。“十四五”期间，如果风电、光伏发电量没有很迅速地提升，电力需求增长也不降低，清洁能源替代煤炭的难题将依然存在。只有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使可再生能源比例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替代煤炭。

　　碳中和难题在于成本

　　实现碳中和目标要解决的难题，难度在于成本，技术进步是为了降低转型成本。

　　一是多用市场化手段。如果把电力看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中的产品就是电，成本就需要反映在电价上。近几年电价一直没有上涨，管控较紧，因为电价跟粮食一样，影响面很大，从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高质量追求角度考虑，只能稳电价，不敢轻易涨。对于电力系统来说，成本上升，电价稳定不动的话，电力系统将无法消化转型成本，如果靠政府补贴，将不可持续;即使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抵消成本，空间也有限。因此，还需要依靠相对市场化的手段解决转型成本。当然，市场化的手段不是简单地转嫁成本，而是通过市场化的价格信号，改变产业的格局，推进相关的改革。目前的碳交易市场和电力市场改革，可以使得碳价、电价都尽可能反映供需和成本，抑制需求，优化资源配置。

　　二是全面节能+全球应对。从需求侧来看，以往的节能目标主要还是围绕提高能源效率展开，比如降低单位GDP能耗。今后必须更明确节能的定义，包括提高清洁能源效能，以及循环经济。其次是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的重工业部门，应成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从全球范围来看，如同贸易全球化促进了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未来碳中和也将通过全球化应对来优化全球资源配置，推进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新全球化浪潮。由于碳排放造成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排放地，而是可以转移，所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必须全球化应对。

　　三是消费者积极参与。目前我国环保政策多倾向生产侧，这并不是说消费者不重要。生产和消费碳排放同样重要，政策之所以倾向于在生产侧发力，只是因为更容易些。如果能很好地控制消费需求，也能倒逼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消费侧也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市场化制度下，如果消费者随着收入提升不断增加高耗能产品的消费，往往会在总体能耗量上抵消生产侧技术进步带来的能源利用效率提高，使总排放量难以下降。可见，消费者控制消费，低碳消费，比如绿色出行，也是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四是城市做先行者。一些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厦门等城市应该能够率先提出各自的碳中和目标节点。全国碳中和目标2060年实现，城市必须先于2060年。尽管现在越来越多企业，特别是轻能源企业，会站出来提出企业自身碳中和的时间节点，但是相比而言，城市的碳中和目标更有实践和政策意义，因为它是一个系统，包含了消费者、城市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整体如何配合行动。城市要先行动，也因为大多数的碳排放来自城市，而且城市的激励措施容易进行，数字化程度也高，能更清晰地记录政策的成本和效果。这既有很好的实践意义，还可以为其他城市的碳中和方案提供借鉴。(作者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