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出的包容性改革论的理论思维，有新意。张卓元教授认为该书“富有理论创新”。以我之见，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包容性改革论的“三大要义”及其“理论支撑”上。
作者在前言开宗明义指出包容性改革论的“三大要义”：“第一要义——包容性思想：海纳百川，包容互鉴；第二要义——包容性制度：公正市场，社会共生；第三要义——包容性运作：超越极端，双线均衡。并指出，“包容性改革论三点要义中，一是根基；二是核心；三是实现路径”。我读后感觉，全书以包容性思想为根基，以包容性制度为核心，以包容性运作为实现路径，初步形成了一个“包容性改革论”的框架。
这个框架是有支撑的。作者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题，就赫然标明“思想来 源：‘中’、‘马’、‘西’三方面的来源”：“中”，指老子《道德经》中“知常容，容乃公”的哲学；“马”，指马克思“多元包容”的思想；“西”，指美国学者达伦·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鲁宾逊所著《国家衰落之谜：权力、繁荣和贫困的根源》的启示。“思想来源：‘中’、‘马’、‘西’”，使本书具有很深的理论积淀。
更可贵的是，作者在书中专门设立第三章，全面论述自己提出的“三个理论支撑”，即：“人本体制论”——论述以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制创新的基本导向；“广义产权论”——阐述以“天、地、人产权”为核心的广义产权理论；“第三波转型论”——中国现代史以来，继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之后的“全方位的历史大转型”。
作者强调，“三论”中第一位的是“人本体制论”，指出“全面改革以人权为核心，把握人的三层涵义：横向全体人；纵向多代人；内核多需人。寻求人权制度化”。
鉴于作者在上述三个方面都有系统的论著，并在本书进一步展开论述，因此使该书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这种理论思维是有新意的。
新在全面改革的制度思维
该书在扉页“题记”中写道：“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
值得提出的是，“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的思维，在书中不只是一个理念，而是贯穿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五环式改革”中的。用作者的话就是：“‘五环改革’，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具体来说：“经济改革：寻求公正的深度市场化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寻求各阶层社会共生的社会体制；政治改革：寻求最大政治公约数的政治体制；文化改革：寻求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文化体制；生态体制改革：寻求以天地人产权为基础的环资制度”。
不仅“五环改革”的总体设计“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而且，就“五环改革”各个具体领域改革内部而言，也渗透“包容性体制”思维。如在经济改革章，阐述了作者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体制的基础”、“包容国有与民营”、“结构性破垄”以及“多要素集成土地流转”等新的思维；在社会改革章，围绕作者提出的“社会共生”核心理念，系统阐述了“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等新的构思；在政治改革章，针对执政党“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出现的腐败现象，围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阐述了作者关于要从权力的“来源结构”等方面推进制度创新的思维；在文化改革章，该书站在人类文明走势和大国崛起的战略高度，寻求东西方多元文明“交融之道”的思维；在生态文明章，以作者的“广义产权论”为根基，系统阐述的关于“天人合一”的思维，等等。
从“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理念，到“环环瞄准‘包容性体制’”的总体设计，再到具体改革领域渗透包容性的做法，三层相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包容性体制”谱系。这种“包容性体制”的制度思维更是有新意的。
新在全面改革的策略思维
作者在“总论篇”讲的一段关于“避凶化吉”思想，充满哲理意味。他说：“讲到‘平衡’，古代中国甲骨文的两个象形字‘吉’、‘凶’颇有启发。‘吉’字上面的‘十’字是端正的，表示平衡，而平衡则‘吉’；‘凶’字上面的‘十’字是斜歪的，表示失衡，而失衡则‘凶’。中国的改革如何‘避凶化吉’？在改革运作中，要有‘大平衡’的智慧。”
作者强调“大均衡”的智慧，对中国改革有启迪意义。
常修泽教授在书中阐述了他的“大均衡”改革方略，概括为找准五大“均衡点”：“经济改革，找准市场化和公正化的均衡点；政治改革，找准‘深刻革命’与‘自我完善’的均衡点；社会改革，找准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文化改革，找准东西方文明交融的均衡点；资源环境制度改革，寻求‘天地’与‘人’的均衡点。”作者并指出，“均衡点”不等于中间点，而是动态均衡；这种战略动态平衡策略是有操作性的。
总之，这部书确是“中国新阶段全面改革的新思维”，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一个战略选择。最后，我要说一下，这本著作修泽教授写了五年，近四十万言，下了功夫。但从决策角度看，如能篇幅精简，则更利于有关领导阅读，也有利于社会传播。（作者：高尚全）
文章发表于《经济参考报》2014年4月30日0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