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从事研究工作的体会是中国智库的独立性需要大大增强。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我谈几点提高中国智库独立性的看法。
第一，提高中国智库的独立性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资源的配置方式上，过去是政府独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工厂。现在我们各类市场主体发育起来了，市场主体也分化了，社会呈现多元化状态。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要起决定性作用。与此相适应，有共同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需要组织起来进行维权自律，政府在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应与社会组织进行民主协商，不同社会组织也应建立自协调机制。这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一方面，政府需要与各类社会组织进行对话；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也需要对话。这两种对话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咨询机构或公共咨询机构——智库，进行协商。由于整体与局部利益往往发生矛盾，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发生矛盾，要解决而不是激化这些矛盾，应当允许智库代表各类社会群体发出真实呼声。这就要求中国各类智库提高独立性。
第二，智库的多样性与独立性。现代智库是多元化的，有代表中央层次研究国家大政方针的，也有代表地方利益，代表行业利益，代表雇主利益，代表工会利益的智库。多样性与独立性并行不悖，也可以说恰恰有了多样性才有了独立性，千人一面还有独立性吗？不能统一要求所有智库都只能代表全体人民的长远利益，成为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代言人，那样反而把智库的独立性给抹杀了。我去过美国很著名的“开拓”研究所和美国“城市”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机构对美国的公共政策评价大相径庭，“城市”研究所认为“开拓”研究所更多地代表了金融界的利益。可见，独立性和多样性是并存的，不能因为强调独立性就要求所有智库都超脱不同利益群体，实行统一的标准。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可以通过自设研究机构，也可以通过公共研究机构发出自己的声音，关键在于这个声音能否真正代表他们自身的利益，这样民主协商机制才得以真正成立。
第三，智库的财务独立与思想独立。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行政社分开，政事分开，现在大量的研究机构，除了政府直接举办的研究院所，其他绝大多数智库都应适用这一原则。政府提倡购买公共服务，大量的公共政策前期研究和中、后期评估可以委托各类智库或中介机构，政府自己不要养机构，养人。当然，政府办少量的研究机构还是必要的，美国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为了增强独立性，更应该注重培育民间智库，而购买服务将使智库的独立性提高，因为智库与政府是平等的交易契约关系，你出钱，我出思想，这是很好的方式。
那么政府出钱办的智库应该有思想独立性吗？我认为也应该有相对的独立性。欧阳修在“上范司谏书”中说，在朝廷之上与天子论可否的是宰相，与天子论是非的是谏官，因而“谏官虽卑与宰相等”。可是谏官的俸禄是皇帝给的，财务不独立，他怎么敢与皇帝论是非？这是封建王朝从长远执政考虑，专门设立的官职，也可以说是监督天子的制度。对这个问题再深想一下，中国2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政教分离的，这才有了“文死谏”的空间。如果天子就是最伟大的理论权威，最标准的道德模范，是“教主”，谏官如何与他论是非？如果还是文革期间报刊上天天宣传的那样，领导人讲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出一策必盈庭称颂，发一令而四海讴歌，谁敢与其论是非？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党和政府要从长远执政的战略出发，即使是自己出钱办的智库，也要让其能够发表相对独立的声音，让其真正收集反映社会不同群体的民意，提出自己的见解。
第四，提高智库的独立性需要智库自身的努力。长期以来我们都是围着一个指挥棒转，现在多元化社会阶层已经形成了，但是上层建筑的转变慢于经济基础，智库自身的行为还没有得到相应扭转。许多智库仍然一窝蜂研究同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宣讲，与其说是宣传，不如说是吹捧。现在领导关注某个问题了，社会舆论关注某个问题了，大多数智库就热热闹闹地研究某个问题。就业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就业专家，金融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金融专家，贸易问题严重的时候它是国际问题专家，养老问题突出它又成了社会保障专家。对某个方面问题深入研究，全面了解国际经验教训，真实把握中国实际情况，提出有理论根据，有实践案例，有详实数据，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殊为不易。怎么可能隔三差五地就把中国所有的问题都研究透了？当前一些智库浮躁的原因之一，恰恰是缺少自身的独立定位。
智库努力增强自己的独立性，绝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而是一定要在宪法和相关法律框架范围内活动。我们都知道部门和部门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当前和长远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应该也可以在国家法律框架下加以协商解决。如果片面强调智库的独立性，将部门利益、部分群体利益、眼前利益置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之上，甚至天马行空触犯法律，该取缔的还是要取缔。（作者：宋晓梧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文章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14年7月17日0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