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特殊情况没有提经济增长目标，明年怎么办？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GDP指标还是要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建议采取就业指标打头、GDP指标收尾的指标体系。

      “稳增长是为了稳就业，就业指标也能有效衡量全社会资源利用状态，这应是一个力争完成的指标。”刘世锦指出，过去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隐蔽失业难以计算、统计能力不足等，目前采用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和新增就业人数指标，还没有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状况指标。“但是这种情况已有了实质性改变，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0%，数字技术在某些方面已处在全球前列。只要真正高度重视，拿出疫情跟踪那么一种劲头，我们完全可能形成全面、客观、及时反映城乡就业真正状态的数据，为判断经济和就业形势提供可靠依据。”刘世锦表示。

     刘世锦还表示，还可以采取若干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全局性指标，包括居民人均收入、物价水平、宏观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单位GDP碳排放强度等。

     “GDP指标还是要的，但应该是预期性、结果性、后置性的，不再作为挂帅指标。事实上，如果前述指标处在正常或好的区间，GDP增速就是适当的。”刘世锦表示。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在谈到当前经济形势时表示，中国经济从疫情冲击中率先恢复，走势符合预期，三季度增速已达0.7%，全年可争取2%左右的增长。正常情况下，明年可以争取7%-8%或以上的增长率，但不是重返高增长的轨道。“因为今年的基数低，仍属恢复性的增长，今年明年两年增速达到5%左右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状态。”

     如何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刘世锦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表示，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更重要的是提升增长质量。

      “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有些研究认为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或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时期的平均增速不能低于4.7%或达到6%以上。这些研究通常假定汇率水平不变或仅有小幅（如1%-2%）升值，这个假定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刘世锦说，汇率变动是一个复杂问题，从长期看，最重要的变量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是增长质量的核心指标。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差距的缩小，部分取决于增长速度，部分取决于汇率水平的变动。

     刘世锦进一步解释，从潜在增长率看，这一时期平均增速达到4.7%难度很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能跻身于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重要的是汇率变化，而汇率变化直接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

      从国际经验看，日本、德国等二战以后的发展经历表明，一段时期内与先行者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汇率升值的贡献要大于经济增速的贡献。根据刘世锦的研究团队测算，从1975年到1991年16年间，日本实际GDP年平均增长4.4%，日元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5.1%。日本实际GDP累计增长199.6%，日元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220.3%。从按美元计价的日本人均GDP增长来看，GDP实际增长的贡献约为47.5%,日元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约为52.5%。从1971年到1987年16年间，德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长2.3%，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年平均升值4.3%。德国实际GDP累计增长143.2%，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195.1%。从按美元计价的德国人均GDP增长来看，德国GDP实际增长的贡献约为42.3%,德国马克兑美元汇率升值的贡献约为57.7%。

      “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立足点应当更多地放在提升增长质量上，而非过度追求难以企及的增长速度。”刘世锦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