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0月25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共滨州市委、滨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深化市场化改革，激发内生活力，提升整体竞争力——新时代体制机制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暨‘滨州实践’高层研讨会”在山东省滨州市隆重召开。本文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毕吉耀的演讲内容。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战略决策，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将进入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发展阶段，国内发展条件也在深刻变化，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面向“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大战略部署，必须深刻认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内涵，落实好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政策举措，推动“中国号”巨轮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行稳致远。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大变局加速演变。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但大变局下的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始终处于深度调整期，复苏之路艰难曲折，叠加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以及非经济因素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预计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世界经济仍将持续低迷。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世界经济大幅下滑4.4%，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补齐疫情冲击、重入正常增长轨道任重道远。
与此同时，国际力量对比持续向“东升西降”方向发展，全球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继续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部分大国内顾倾向增强，高标准经贸投资规则覆盖面扩大，世贸组织等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复杂胶着，经济全球化的速度、动力、模式都面临重大调整。
综合上所述，大变局下的世界已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面临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和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只有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夯实和提升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才能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更加从容和自信地走向世界、拥抱世界。
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继续发展具备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社会大局稳定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同时也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近年来，我国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突出表现在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增强，经济增长已经逐步转向更多依靠内需拉动，内需里又更多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007年的9.9%降至现在的不到2%，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7年超过100%，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在60%左右。
这一趋势主要是受外部环境和国内要素禀赋变化影响，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发展动能依然不强，国际国内大循环还将继续此消彼长。要准确把握这一重大趋势的演化特征，不失时机的采取更为有力的举措，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让内需这个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更加强劲，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劳动、土地等要素成本低廉优势，由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承接劳动密集型国际产业转移起步，逐步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通过外向型经济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我国劳动成本快速上升，适龄劳动力人数从2012年开始下降，土地价格上涨明显，部分城市房价高企，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传统竞争优势显著削弱。
与此同时，国际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推进，主要发达国家都在试图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美国实施重振制造业战略、德国工业4.0战略等应运而生，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也在利用自身的成本优势，积极出台优惠政策，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严峻竞争形势。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外迁，从一个侧面说明推动新旧竞争优势转换已刻不容缓。构建新发展格局，善用改革的方法，打通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之间的痛点和堵点。最大限度提高投入产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培育形成市场、科技、营商环境等竞争新优势，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抉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扭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把依托和满足国内市场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而使我国的发展更为稳定和持续。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和货物贸易国，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只能依靠不断扩大内需拉动，不可能像小型经济体那样主要靠外需。从其他一些大型经济体的发展历程表明，在达到一定发展水平之后，国内大循环都将取代国际大循环，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轴和政策制定的核心考虑因素，这是大势所趋。我国具备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人口近14亿，中等收入群体4亿多人，消费潜力巨大，当前像5G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以及生态环保等领域的投资空间广阔。因此，只要政策措施精准有力，就能够把内需潜力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在于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转起来”。我国工业体系完备，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世界第一，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供应体系十分强大。但是，不少传统和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过剩，而很多新兴和高品质的服务供不应求，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日益突出。
因此，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更多使用市场化和改革的方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瞄准改善民生所需和经济发展短板弱项，增加有效和中高端供给，通过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从深层次解决供给与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
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我国经济已经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与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相互依赖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货物进出口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0%以上，外资企业广泛分布于国内多个行业，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才能加速补齐要素、资源、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短板和不足，引导国内产业提质增效和消费升级，使得国内大循环更加顺畅。
夯实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也将为世界各国贡献更多“中国机遇”，使我国成为吸引国际商品和要素资源的巨大引力场。因此，要在强化国内市场主导地位基础上，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在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化特征日趋明显的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难度和紧迫性显著上升，只有充分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才能有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效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当前，国际上围绕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以自身为中心配置区域性产业链，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又使得跨国公司更为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而国内使用国产料件替代进口料件以及出口转内销依然面临不少困难，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已成为重大课题。
因此，要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以辩证思维看待新发展阶段的新机遇新挑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保持战略定力，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向，扭住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以深化改革激发新发展活力，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和“六保”工作。编制和实施好“十四五”规划，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兜牢民生底线，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帮扶市场主体渡难关，坚持扶贫力度不放松，加大养老等基本民生保障力度，夯实扩内需基础。增强消费基础性作用，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支持线上消费发展，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档升级。发挥投资关键性作用，加强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加快突破受制于人的关键核心技术，推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领域的颠覆性技术创新，善于打造长板。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安全。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提升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培养一流人才和科研团队，加强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建设创新型国家。
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抓住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催生和激发新业态、新模式、新供给。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公建民营等模式，扩大服务业开放，强化市场监督管理，多渠道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向国际上先进质量、标准看齐，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使中国制造和中国服务成为高质量的标志。健全物资储备制度，有力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
发挥“一带一路”建设引领作用，统筹推进“五通”合作，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促进制度型开放。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完善外商管理、服务、保护体系，有序引导对外投资，形成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创新制度供给，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不断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完善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等职能，强化法治保障，塑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破除要素资源跨区域流动和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建立健全重大风险识别、预警、处置机制，加强社会预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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