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价格改革的序幕，此后数十年，从一针一线都要国家定价，到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最大限度地由市场决定，我国价格体系如何一步步从“计划”走向“市场”？为什么要推进价格改革？《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森为您深度解读。
嘉宾简介
彭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主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长期在政府部门参与政策研究、宏观经济体制改革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工作。他见证了几十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的决策过程。
彭森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指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切商品的生产、商品的价格都是由计划制定，由政府制定。但现在看来，政府来决定一切商品的价格肯定是做不到的。
彭森谈到，改革价格体系、改革价格形成机制是一切市场化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旧体制转换的带有根本性的、关键性的一个重大的任务和一个重要的标志。过去专家认为，可以通过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的一个全部的计划来模拟和确定商品的价格。但是在中国的实践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指导思想和理论指导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和计划价格出现了很多弊端：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由政府来定价，商品价格不太考虑到整个社会和市场的供求关系，很多价格跟不上市场的变化，跟不上人们收入的变化。这样也导致商品的价格远远地背离价值，违背了价值规律。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市地铁。北京的第一条地铁线是1971年面向公众开通的，当时政府定价一毛钱。一毛钱的票价现在看起来很低，但是当时在整个城市的公交系统中那还是最高的，那个时候汽车票价二分、三分、四分、五分、六分、七分一直到八分。但是这个地铁票价它稳了几年以后就需要政府大量的补贴，已经跟不上形势需要了。但是过了多长时间才能调第二次呢？一直到1987年，我们的环线就是二号线通车以后，这才决定调一毛钱，变成一张票价两毛钱。即使调了一毛钱，北京市物价局有没有这个权力呢？没有，北京市政府也没有。最后还跑到国务院，要中央决定北京地铁票调一毛钱。
第二个问题就是按照计划经济的决策者的考虑，价格应该是政府意志的体现，它可以用来作为经济调控的一个工具。所以，如果国家的战略发生了错误，那就导致整个价格政策也出现极大的问题和失误，最典型的就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计划经济当时这些经济体都有一个问题，在开始的时候，都是把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一个国家的重大战略。发展重工业它的资金从哪儿来呢？只好农业来做贡献。所以农民当时出售农产品的时候，它的价格低于实际价值，而他购买工业产品的时候呢，那个价格是远远高于价值的，这个就是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来历。所以中国的农民在过去从1957年到1977年的20年中，按照统计每人每年的收入只增加两元钱。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平均每个农民从集体经济能拿到的收入每年不超过60元。就是这种价格体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这么一种体制下最后导致了我们的计划经济就成为了短缺经济，成为了票证经济。从1953年开始，全国有的省就开始发布票，然后很快全国普及。从1955年开始，粮食搞统购统销，然后就发粮票，最后发展到我们衣、食、住、行，全部都要靠票证，就成为了票证经济。买一个灯泡也要票，买一块肥皂也要票。布票虽然是一个大类，但是分了几十种，最小的规格可以半寸。当时买个帽子，或者买双袜子、买双手套都要票。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必须改革，按照小平同志的说法，不改革死路一条，只有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在改革中价格改革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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