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纪检监察机构的内设模式还是集中派驻模式，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都是同体监督。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异体监督之说，只有分工的不同。

　　从2012年年末李春城被中纪委调查开始，四川与成都接连爆出高级官员和企业家被调查的消息。数据显示，在过去两年里，四川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翻了一番。2011年四川省纪委立案4530件，2012年立案7839件，2013年立案9938件，立案数连续两年持续提升。

　　毫无疑问，腐败频发与纪检监察不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亡羊补牢，成都市纪委、监察局会同成都市国资委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市属国有企业纪检监察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改变了以前市属国有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职位由企业提名的做法，要求市属国有企业纪委书记、副书记职位由市国资委纪委提出人选，不在本企业产生，实行交流任职;纪委书记在同一企业同一职位连续工作满3年的应当交流、满5年的必须交流。

　　这是国有企业党的纪检监察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针对性不言而喻。但这样的改革是否能确保遏制腐败，效果有待观察。事实上，早在2007年，成都市就进行了一次重大的党的纪检监察制度改革，即成都市级部门不再设立纪检组,部门党组(党委)和行政领导班子对本部门及所属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负全面领导责任。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受市纪委、市监察局直接领导，统一管理，行使纪检和监察两项职能。派出纪工委、监察分局一般采取听取工作汇报、参加相关会议、参与相关工作、集体或个别谈话、召开相关会议，以及组织年度巡查、专项督查和调研等方式开展工作。

　　对此改革，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春城说，对纪检监察派出机构实行统一管理，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化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方面。按照李春城“加大力度、加快进度”的要求，这项改革历时两年半、分“三步走”于2010年10月全面完成，且从2008年起在四川各地推行。

　　至此，在成都，2001年进行的派驻纪检组历史就此完结。派驻纪检组被认为是“双重领导”，独立性不强，承担了大量驻在部门的业务工作，影响了纪检监察职能的发挥，且认为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对驻在部门存在的问题“看得见”、“不敢管”、“不愿管”。在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崇喜的支持下，李春城于 2006年在新都区启动了对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实行了以“分片归口设置、垂直领导、统一管理”为核心内容的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这项被寄予厚望的改革，被认为有效地整合了监督力量和资源，实现由内部监督向外部监督的转变，拓展了实施监督的有效途径和方式，规范了部门行政权力的运行，促进了部门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但从实践上看，这项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也没有解决“发现不了，也监督不了”的问题。一方面，纪工委难以深度融入部门工作，对联系部门的知情权少、参与权小，无法也不可能做到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全程参与、全程监督，监督错位、监督缺位和监督工作不到位等问题就不可避免了。另一方面，在权利部门化、党员“单位化”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一个部门愿意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即使已经曝光本能的应对方式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选择以对单位、部门利益受损程度最小的方式。这里，以2001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数据进行比较，2001年，成都市纪检监察系统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已结案377件，党纪政纪处分385人;2008年立案286件，处分339人;2010年立案363件，处分434人;2011年立案345件，处分452人。

　　不管是纪检监察机构的内设模式还是集中派驻模式，在最广泛的意义上都是同体监督。原因很简单，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异体监督之说，只有分工的不同。虽不能说纪检监察的远离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但在其他制度改革没有跟上的话，这样的改革对加强监督管理无疑不是有利的。

　　初步梳理出的线索或许并不能证明这项改革的失败不可避免，但从一个侧面可以认为这项改革强化了部门、国有企业一把手的独立性、权威性和不可监督性。或许从这里，可以发现李春城治下的官商勾结的秘密。所以，不管是不是属于李春城圈子的，一把手的贪腐条件都比过去方便得多，也有利得多，如果不是属于李春城圈子的可能被优先调查并被作为反腐败的成绩予以张扬。如李春城提拔的符礼建先后任双流县长、大邑县委书记，主持“造城运动”，2010年因征地接受贿赂被“双规”。属于李春城圈子的，则只能等到李春城被调查后才有可能被调查。如已被调查的孙建成是李春城任时提拔的青白江区委书记，在此任上整7年余，或许是成都区(市)县委书记中在同一岗位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孙建成的前任戴晓明离开青白江后转任成都市经委主任、工业投资集团董事长，成都银行董事长毛志刚是李春城执掌成都市后任用且从未变动岗位。所谓的成都官场地震便由此发生。

　　由此观之，必须警惕借改革之名行谋权、谋利之实。党的纪律检查机构是执行党的纪律的专门机构，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是保证党的性质、宗旨永不改变的笼子。编织好笼子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使制度的笼子有效、有力。这就需要党的纪检监察机构既是要有力的，更是要有效的，且不被作为圈子(派系)斗争的工具，执纪的公正性也应予以高度关注。因此，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要有相对独立性，更要有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相对独立性不能局限于党政之间，而应在国家制度的框架里，强化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工作与人民的联系，切断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与党政机构、国有企业的利益关系，公开权力清单及其运行，弱化权力及其运用的私密性。或许从这里，可以走出一条纪检监察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