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来了！”
伴随着开门声，经济学家樊纲穿着黑色风衣，架着金丝眼镜，走进了休息室内。在此之前，他刚刚结束自己在上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EMBA新春论坛上的演讲。主办方规定的演讲时间是４５分钟，而樊纲却讲足了一个半小时，在工作人员的提醒下才意犹未尽地结束发言。
休息室内，等候多时的记者们一阵骚动。樊纲颇有风度地坐在记者的面前，仔细聆听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而低眉思索。
“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当听到某位记者提出关于证监会扩大RQFII试点的问题时，樊纲显得颇为谨慎，“我不是研究证券市场专业的，我不能随便评论”。
一直以来，谨慎是樊纲留给外界的印象。有采访过樊纲的记者评论他回答问题“不求快意褒贬，但追求全面、准确、不留破绽”。作为中国第三代经济学家中的代表人物，樊纲以研究制度经济学出名。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他明确表示不愿意回答和宏观经济无关的问题。
“谨慎”的另一面则是“专业”。樊纲是北京大学和社科院经济所的教授，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曾在1999年和2005年两次荣获孙冶方经济学优秀论文奖。他的演讲，逻辑严密，各项数据信手拈来。
正因为如此，当樊纲在演讲中作出“中国经济还将保持7%到8%的增长速度”这样精确的判断时，他一定有着自己的理由。
评历史：过热增长要不得
今年年初，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相较于前些年“保八”甚至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预期目标再次被外界解读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信号。
面对这一争论，樊纲斩钉截铁地给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并不是增长速度放缓，而是从过去的过热增长回到正常”。
在樊纲看来，2008年为了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点太大了”，留下了不少经济过热的后遗症。“当时我们犯了两个认识上的错误，一是低估了各国采取刺激政策的效果；二是听信了外国人的说法，过分强调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这两个因素导致当时的刺激政策特别严重，力度特别大。”樊纲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
根据樊纲的研究，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出现过两次大热。一次是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一直持续到2007年。当时中国的GDP增长速度保持在10%左右，甚至一度在2007年攀升至11.4%。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也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美国，国内住房市场持续繁荣，没人预料到影响全球的次贷危机正在逼近。
“2007年达到一个高峰之后，2008年政府已经在调整了。想着有两年的时间，到2010年恢复正常的增长”，樊纲告诉记者。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打乱了这一节奏。当年，中央政府推出一系列的刺激政策，最令人影响深刻并记忆至今的是“四万亿”的财政补贴。
不过樊纲认为“四万亿”并不是刺激政策中最严重的问题。“四万亿是两年的指数，平均一年两万亿。其中大部分是本来就要支出的，而不是赤字。什么叫赤字？赤字就是无中生有创造出来的需求。我们的赤字占GDP比重从1.9%增长到2.6%，其实是很小的一部分。”
更大的问题在于放开地方融资平台的阀门。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结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发行企业债、中期票据等融资工具，拓宽中央政府投资项目的配套资金融资渠道”。
然而，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央行对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态度就发生了逆转。2010年，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工作会议中指出，要合理评估和有效防范地方融资平台信用风险。同一时期，银监会也把地方融资平台风险列为银行业三大风险之首，要求金融机构严格控制地方融资平台新增贷款。
究其原因，在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规模在短短一年内急剧膨胀。“2008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1万亿，2009年就扩大到7万亿，涨了6倍！”樊纲向记者分析，“地方政府用贷款刺激买房，刺激买车，刺激买家电……一下把经济都刺激了。”
依照樊纲的观点，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了软着陆的过程。“当年已经看到刺激政策的问题了，所以中国政府第一个退出宽松政策”。2010年4月，国务院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新国十条”政策，其中的“限购”、“限贷”等内容被认为是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当年6月份，国家审计署下发文件要求清查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同时，国家货币政策也在转向。2010年全年，央行分别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累计上调3个百分点。第四季度，央行更是连续两次上调基准利率，释放给市场的紧缩信号不言而喻。
最近这次的经济过热危机也让樊纲开始反思，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应该保持怎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才能既不发生通货膨胀，也不发生通货紧缩，保持一个理想的发展状态。换言之，究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是多少？
通过对过去２０年间中国GDP增长与CPI指数关系的研究和比较，樊纲发现一旦中国经济增速超过9%，就会发生通货膨胀。如果超过两位数增长，那就既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膨胀，导致楼市泡沫、股市泡沫。“这些年动辄9%、10%的增长不符合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它是过热增长，而不是正常增长。”樊纲给出了自己的结论。
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是多少？在目前7.5%左右的经济增速下，樊纲观察到中国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25个月保持负增长。“这说明我们现在有点通货紧缩的征兆。现实的经济增速低于我们的潜在增长率。”由此，樊纲认为到2020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速在7%到8%之间，“持续四五年的时间我们经济又可以上一个台阶”。
观现在：解决后遗症难题
尽管从2010年开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已经开始转向，但前一轮过度的刺激政策依然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其中表现在金融方面的就是地方债务居高不下，以及影子银行的不良贷款问题。在樊纲看来，这些都是“典型经济过热之后的后遗症”。简单地来说，就是产能过剩。“生产能力怎么过剩的呢？就是经济过热的时候需求旺盛、价格高涨，挣钱容易、前景看好，大家都投资，然后一下投多了。从有市场经济开始，一次次的经济周期，都是如此。”谈到这些专业问题，樊纲显得胸有成竹。
今年年初，媒体曝出中诚信托30亿矿产信托出现兑付危机。投资者不仅无法获取收益，甚至将损失本金，打破信托行业“刚性兑付”的不成文规定。
出现问题的是中诚信托旗下的“诚至金开1号”产品。按照中诚信托当初发行产品时的推介材料，这款信托产品筹集的资金将用于山西振富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煤炭整合过程中煤矿收购价款、技改投入、洗煤厂建设等。
三年之前，振富能源这样的公司算得上“资质优异”，也博得了中诚信托的好感。然而随着煤炭行业遭遇十年来最大寒潮，煤炭价格持续下调。导致煤炭企业库存逼近上限，经营陷入困境。矿企生意的惨淡难为了为其提供融资的信托和银行，给未来本息的兑付增加了很高的风险系数。
就在这场信托兑付风波刚刚平息，投资者得以收回本金之时，国内公司债券市场上又发生了历史上首个付息债务违约事件。3月初，超日公司发布公告称，“11超日债”本期利息将无法于原定付息日2014年3月7日按期全额支付，这也宣告“中国式”刚性兑付最为核心的领域——公募债务的“零违约”被正式打破。
据悉，超日公司2010年上市，主要从事太阳能光伏产业。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场流动性都在收紧，光伏行业更是进入“寒冬”。证监会上市一部主任欧阳泽华表示，“超日债违约是典型的市场化事件。”
在樊纲看来，市场上接连出现类似的事件暴露了中国影子银行的高风险。资料显示，2013年，通过影子银行机构的融资占据了中国新增信贷总量的1/3以上。资金大量流向投资过热的产业，比如房地产行业和矿业；抑或是国家政策扶持的新兴战略产业，如新能源行业。
对此，樊纲认为国家需要改变“产业政策”的提法。“现在和二十年前不一样了，二十年前的时候是你政府有钱，别人没钱，你可以自己投资。现在你有钱，别人也有钱，没钱还可以上市场融资，信息流通又这么快，政府一说，那钱全投进去，这个行业立刻产能过剩”，樊纲说，“现在真正到了政府说什么好，你就不能干的时候。”
而对于中国影子银行的风险问题，樊纲则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影子银行不是洪水猛兽”，樊纲旗帜鲜明地表达态度，“好不容易我们的金融有些创新的产品了，让大家再回到存款贷款的时代，这也不适合。新生事物就让它发展，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再加强监管。”
另一方面，针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高企的问题，樊纲同样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在他看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大多流向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不能被定义为“过剩产能”。目前出现的地方债务危机，大多是融资项目机制错配的原因。
具体来说，地方政府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其回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才能收回，比如５０年，甚至１００年。因此，这些项目不应该用银行五年、十年期的短期贷款融资，而是应该采取投资、股票类，或者是长期债券的方式融资。“地方政府的项目并不一定是坏项目，但一定是一个坏的金融贷款。期限的错配反映的是融资机制的错配。我们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发行５０年那样可以传给自己孩子的长期公共债券来给这些项目融资。”
看未来：增长潜力依然大
在回顾了中国经济过去和当下存在的问题之后，樊纲展望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潜力。在他看来，调整劳动力结构、提高创新能力和继续引入资本，是保证中国经济增速的加速器。
首先，劳动力结构需要调整。随着近年来沿海劳动力成本的居高不下，一些外资企业选择迁入内地，甚至将厂房搬迁至东南亚国家来缓解不断上涨的人力成本。针对这一现象，不少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家都判断中国经济腾飞过程中的“人口红利”优势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增长不行了”。对此，樊纲却不以为然，他告诉记者，中国劳动力供给并不仅仅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过去３０年间，中国主要劳动力增长并不来源于人口增长，而是劳动力的转移，不断地有农民进入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服务业当中。
“有数据表明农民工平均在城里打工的年限是7到9年，平均年龄32岁。随着第一代的农民工迈入50岁、60岁，他们又从城市返回农村。所以现在出现劳动力紧缺，农民工工资过快上涨的现象。”樊纲向记者分析。
而要解决这一结构问题，樊纲寄希望于国家大力出台的城镇化政策。他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取决于人能不能进城。如果人能进城，那劳动力供给就改善了。同时人力资本也会改善。“进了城之后，他有一个长期的预期，那他会努力学习，会去积累技术，会有一个职业规划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永远不会有知识资本的积累。”
樊纲认为地方政府必须要加大提供公共服务，为农民进城打造稳定的社会基础，“地方政府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必须欢迎农民进城。”
另一方面，樊纲认为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这一要素将会成为未来增长的巨大潜力。“中国制造这个词的概念，在世界心目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最早中国制造是劣质产品的代表，但是现在一看中国制造，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制造能力很强大的国家的产品。这已经不太一样了。现在低端的东西让给洪都拉斯、孟加拉国了，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下一阶段中国制造的地位还会再高一点。”
此外，还有资本投入。在樊纲看来，中国目前的储蓄率还是过高，“现在储蓄率这么高，都投在国内就变成了过剩生产能力。要是不投，那就都买了美国债券。”樊纲说，“所以我们正在努力调整储蓄率，估计每年储蓄率降低1个百分点，消费率提高1个百分点，到了2020年，储蓄就能减少到42%，消费增加到58%，消费市场更大了，但是资本增长的贡献不会小，适度的投资与过度的投资对增长的贡献是相同的。”
“做好这几件事情，再加上我们知识的进步，制度的改进，我相信改革依然会释放出红利。虽然这个红利不如以前大，不如上世纪90年代，甚至不如本世纪初，但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你把千百万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的话，真正减少政府的干预，企业能够真正自由创造，仍然会有很大的红利释放出来。”，樊纲对中国经济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