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经济学界近期的保“6”争议，发改委原副主任、十二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认为，我们要承认和尊重在新旧发展模式和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适度下行的现实，适当降低增长预期。从长远看，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速变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要能够实现增长模式、发展机制的转换——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制度，这个才是中国经济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

　　实现增长模式的转换是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的经济形势？

　　彭森：我国经济经历40年的高速发展，已进入新旧发展模式转换时期。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长期向好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但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地区经济分化明显，一些地方投资、消费、外贸指标下滑较快，发展动力减弱。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从10.6%下降至去年的6.6%，平均每年下滑0.5个百分点，今年经济增长的降速与前几年大体相当——今年前三季度的经济增速分别为6.4%、6.2%、6.0%，如果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速维持在6.0%，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可能是6.1%，相当于2019年依旧是0.5个百分点的降速，形势仍相当严峻。这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一个很严重的挑战，也是中国经济很关键的时刻，“6”就成为了大家很关注的一个“槛”了。

　　影响中国经济的原因有国际因素，也有国内因素。受贸易摩擦影响，出现了中国的部分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的产业链转移到东南亚、南美洲的现象。按照国家信息中心的算法，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所递减。此外，影响中国经济形势还有周期性因素，但更主要的是结构性、体制性因素。

　　新京报：对于经济学界保“6”争议，你怎么看？

　　彭森：一方面，我们要承认和尊重在新旧发展模式和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经济增速适度下行的现实，适当降低增长预期。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我们到底要不要保一个具体的数字？我认为，我们不一定要守住“6”这个数字不放，也不要把破“6”看得多么神秘可怕。早些年，我们习惯了“9”以上的增速，后来也慢慢习惯了“8”、“7”的增速，再后来我们觉得“6”似乎已经很低了，但也许再过几年回过头看，“6”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另一方面，考虑到国内外形势，我们又不能让目前这种快速下滑探底的情况持续下去。中央提出了“六稳”的要求，近期国务院领导又明确提出，“要把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出台和不断强化了逆周期调节的一系列措施，重点推出一系列实质性的市场化改革，着力培育新的增长动力源。我认为这些做法都是对的，而且我们在短期内能经过努力将经济增速保持在“6”左右。

　　但同时从高质量发展看，中国现在的潜在增长率掉得很快，已经到实际增速之下了，我们要有做好“经济增速会破‘6’，进入到‘5-6’的增长区间”的思想准备。在我看来，从长远看，经济增速高一点、低一点并不是大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在经济增速变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要能够实现增长模式、发展机制的转换——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和制度，这个才是中国经济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如果牺牲一点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变得稍微慢了一点，但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体制的转换，这样一个交换也是值得的。

　　在我看来，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在新机制和新动力驱动下，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在“5”以上的中速、健康的发展区间，也是可以接受的。

　　新京报：为什么进行改革要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两者是二选一的吗？

　　彭森：如果简单化地说，保“6”可能就会牺牲一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要么是时间，要么是程度，可能都会有拖延。因为有些宏观政策非常可能在发展方式方面走回头路。

　　当然，中国改革长期积累的一个基本经验是，要处理好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的关系。经济稍微宽松一点的时候，更有利于改革措施的推出。在经济绷得太紧的时候，改革措施往往就会滞后，虽然可能规划做得很好。现在我们的改革也是面临经济形势稍微紧张的情况，从当下形势看，我们可以主动把增长速度的目标定得稍微宽松一点、稍微调低一点，才有利于进行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市场化改革。

　　提振民企信心涉及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

　　新京报：对于当下的经济形势，是否要实行刺激政策的讨论也引发关注。对于当下经济形势的政策取向，你的观点是怎样的？

　　彭森：应该讲，现在的货币政策是相对宽松的。从目前逆周期调节中的一些政策看，中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中性的、偏松的货币政策。从财政政策看，财政不仅在增支，也在减税。从当前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比如，从财政政策看，如果要进一步减税的话，就要减支，以达到财政平衡。从中央到地方要真真正正过紧日子，就要把短期内需要增支的项目关停掉。但从近期几次重要会议讨论三季度经济形势的内容看，中央仍然计划进一步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包括拉动基本建设的投资，这些做法涉及扩大赤字率、发行国债等措施。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总之，当下中国经济处在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或者十字路口，我们将长期面对发展中的两难甚至多难问题。

　　新京报：基建投资还有多大空间？

　　彭森：在旧的增长模式中，基建投资是重要的拉动力。现在民间投资下滑快速，政府的投资主要是做一些基础设施建设，比如高铁、高速公路、农产品冷链运输、农村互联网改造等，但这些投资的范围也是有限的。

　　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发展太快了，但它们的收益短期看较低，长期看是不是优质也很难说。基建投资可以作为权宜之计，能够把经济增长保在一个点上。但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依靠基建投资，我担心又会重回过去那种高投资、高消耗的老路上去，造成经济结构的失衡。

　　新京报：刚才你也提到，今年民间投资积极性不高，如何提振民企的信心？

　　彭森：提振民营企业的信心涉及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也涉及整个市场化改革的常态，其核心是民营经济是不是真正能够公平地使用各种要素和资源，能否同等受到法律的保护。

　　现在民营经济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存在大周期、结构性的问题，一下子不好改变。但短期内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做的地方，以增强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去年11月，总书记的讲话给民营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止住了当时急剧下滑的民企的市场预期和信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出台更多的配套措施。据我了解，今年有关部委正在制定一个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意见的文件，在今年八九月份的时候，这个文件已经在中央深改委开会讨论过了，但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文件正式出台，我们的有些措施出台还是太慢了。

　　建立保护民企的产权制度。要下决心持续甄别纠正侵犯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身财产权的冤假错案，建立涉民营企业冤错案件常态化纠正机制，理直气壮地保护私有财产权和知识产权。严格司法政策和涉案财产处置程序，正确区分股东和公司财产、关联公司之间的财产，涉案人员个人和家庭成员财产，防止“有限责任无限化”。严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以发展眼光看待民营企业历史上曾存在的一些不规范行为。完善平等保护的法律体系，即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同等保护，依法惩治侵犯民企投资者、管理者和从业人员财产权益的犯罪。对侵权行为依法惩处，取信于民。

　　还要从政治上，让民营企业家真正建立起信心，破除意识形态的偏见。

　　如果农村土地从产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会释放巨大生产力

　　新京报：你一直呼吁推进改革，在当前的形势下，哪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同时是需要优先进行的改革？

　　彭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改革，我始终觉得经济改革是最重要的。没有经济改革，其他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而经济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市场化的改革，而市场化改革无非是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其中，产权制度的建立、要素市场化配置非常重要。

　　产权制度改革中，除了刚提到的民企的产权制度改革，还有一个与要素市场化配置有关的很重要的任务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包括农村土地征用制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等入市的改革，以及宅基地使用权的永久化。中国的改革发轫于农村改革，当时的改革解决了农村土地经营形式的问题，但土地产权问题才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三块地”改革试点从2015年开始至今，国家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在法律上有些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现在城乡间生产要素流动市场化还没有真正地破题。现在很难找到一个地区真正做到尊重农民的土地产权。如果不允许城里人去农村，不允许社会资金到农村，农村还怎么进行改革和发展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论是集体建设用地、还是宅基地，如果能够真正从现有的一些法规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会释放出巨大的新的生产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京报记者 侯润芳